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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周恩来就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曾在许多报刊和画册发表。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完成。但周恩来还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４月２日，周恩来上玉泉山作手术。４月９日，周恩来手术后，邓小平、卓琳上玉泉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并共进晚餐。
两天后的４月１２日晚上７时３０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一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就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的，也是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人们对邓小平复出的惊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
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一般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今天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按以往，当主人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会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有关国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使命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而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７０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才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外电还评述说：“许多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有了这则电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2）
□毛泽东请“军师”。中国一个大人物来到联合国。邓小平在联大的风光让基辛格顿生嫉妒。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基辛格不仅感到邓小平的作风与周恩来大不相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而且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７４年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因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政治局惹起了一场风波，江青大闹钓鱼台国宾馆。这还得接着从邓小平复出说起。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少有的。因为一般政治局开会，大都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可见会议内容非同一般。原因很简单，因为与邓小平的复出有关，非由他出面做工作不可，要不，有些人就不会安生。政治局委员们都按时来了。邓小平也来了，仍然只坐在一个角落里。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抱怨过：“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６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这次就不能怪人家，邓小平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呢！
在１９７３年８月间举行的中共“十大”前后，鉴于林彪事件，因中风和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十大”产生的核心领导班子，充分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除周恩来之外，叶剑英、朱德、李德生、董必武等老同志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与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批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同志一起，也被选为中央委员。有关档案材料表明，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最初的候选人名单中是没有邓小平的。显然，邓小平的名子是经毛泽东同意才加上去的。而且，毛泽东这次还主张“十大”不能再像“九大”，党中央不能只设一个副主席。如果只设一个副主席，“十大”就只设王洪文一个了。这样就设了五个副主席，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是慎重的。因为在周恩来患了绝症之后，他也开始担心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左派能挑得起党与国家的重担吗？显然，毛泽东是很不放心的。
据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所著的《邓小平传》记述：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或者更老实地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表面上看，王洪文说的是听起来舒服的好话，邓小平说的是乍听有些惊人的真话，但毛泽东相信邓小平关于他去见马克思后中国有“军阀混战”的预言。
邓小平的回答，更加让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军队介入支左，军队领导掌握着各省革委会的大权。毛泽东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林彪时代留下的“枪”管着党、管着政，这是十分危险的后遗症。就在这个时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所以这次政治局开会他就请邓小平也来参加了。
接着，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迅速来京议事。在１２月１５日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以及八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时，毛泽东再次郑重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说完，毛泽东又转身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召集这些司令员来中南海开中央军委会议，在当众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他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