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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扩大中枢特务机构、争取“老头子”进一步的信任，一方面也诱使帮会光棍，开始对步入政坛或分润官方权力有了兴趣。其中——可算得是我意外的收获——“哼哈二才”以万氏家奴身份一跃龙门、倚附于洪达展的时机、背景也浮现了大致的轮廓，这两人能在不数年之内跻身情治单位的督察，以世俗棍痞视之，自然是身价不凡的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清洪分流、壁垒严明的背景来看，“哼哈二才”之琵琶别抱、另觅高枝，应属一秘密投效的计划。换言之，万砚方固然曾亲自推荐“哼哈二才”入保密局服勤，但是对于他们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袭杀欧阳昆仑？），乃至于成为“老头子”或洪达展的耳目是毫不知情的。且唯其不知情，万砚方自一九四八、四九年以后，迄乎一九六五年暴毙于植物园荷塘小亭的十余年间，非但先遭“新社会”架空，他自己的动静也已遭到“咫尺之内”的严密监伺。我甚至由此而推测：向万砚方泄报有人将携中共兵力分布图密呈“老头子”的也是“哼哈二才”。
接下来的第三段文字则要言不烦地指出：直接由“哼哈二才”委令的洪英光棍罗德强的确曾说服莫人杰离开香港、转匿大陆。其手段则反而是利用“哼哈二才”在一九五五年间检举莫人杰的“总登记”资料，使之心生极大的畏怖。是以高阳残稿中引驹正春所述，莫人杰说过这么两段话：“我决不能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那么，龙芳怀疑罗德强居间“煽惑”，“实为联络人”的角色，也在这段文字中得到了旁证。
倒是接下来的第四段文字引起了我对高阳残稿中另一处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揣想。那就是罗德强将莫人杰诱回内地之后六年，两人重逢于东京东宝片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之所以如此揣想，必须先回到罗德强身上说。
在前引的第四段中，有所谓“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应该是指罗德强闯入“河洛汉方针灸医院”搜寻《吕氏铜人簿》时不慎遗失其身份掩护证件。“当即施以制裁”则应该是指他坠楼丧生、旋以“精神异常男子跳楼自杀”结案。这些过节另于汪勋如《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和高阳残稿中皆曾叙及，可信不诬。以残稿所揭示者言，无论魏三爷或龙芳，其推断罗德强的死因不外是特务身份暴露或涉入“周鸿庆事件”内幕过深而遭灭口。可是，陈秀美却在此处横生枝节，称罗德强“擅自泄露任务机密”，难道这也是“施以制裁”的另一原因吗？还有，它是否更与罗德强“自行”前往汪勋如处展开破毁式的搜索有关呢？再者罗德强坠楼时间，上距他出现在东京东宝片场、密晤莫人杰的九月二十八日，其间不过四十天，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于是我开始以想像来重建那一次密晤——
已经在大陆潜匿六年之久的莫人杰像个傀儡般经上级“遴选”加入这个“油压机械考察团”来到东京。这一天的参访活动十分轻松，目的地是东宝片场，莫人杰也许并没有预期此行会遇见罗德强——一个曾经协助他逃过特务制裁手段的老友。这一次其实显然是罗德强早作安排的巧遇，当然是个陷阱，罗德强必须诱导莫人杰道出“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之语，俾能另行设计老漕帮方面出手阻挠，是以刻意编派了一套事后证明根本无效的联络暗语，由莫人杰随手抄录在一本东宝片场道具图籍《肉笔浮世绘》的折页之中以便立即记诵。这个细节似乎说明了一点：莫人杰其实在期待着甚至主动提出了另一次收取某一物件的约会，只不过约会的对象并非罗德强本人，所以在那一套联络暗语中的第二句须设定由对方盘诘“罗先生怎么说”，以证明其并非不相干的第三者。也可能正因手边这本道具书提供了灵感，罗德强才顺口编出第三句答词是“说浮世绘养眼”，当对方再应以“罗先生说得好”之后，莫人杰便可提出“那么东西可带来了”的问题。至于“东西”是什么？恐怕这世上无人再能答复，因为罗德强在片场所允诺者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谎言。不过，以莫人杰当时“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并一再央求驹正春“放一条生路”的处境看来，或许——这纯粹出乎我的大胆假设——莫人杰所渴望的“东西”极可能是一本能够让他潜逃偷渡的其他国家护照之类的文件，亦未可知。总的说来，莫人杰上了个天大的当，而万砚方则在同一个诡局迷阵之中上了个比天还大的当。
至于罗德强本人呢？我推断他在片场密晤之后不久便回到台湾了。但是，一定有某种同此番密晤有关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众闯赴“河洛汉方针灸医院”，以近乎疯狂的手段捣毁该院设施，此后不到十二小时便坠楼丧生了。在想到这个过程之际，我同时找出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翻到罗德强当时说的一句话：“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试问：一个替洪达展布置了那一石二鸟奇谋的大特务如何会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吓呢？
若非莽撞，这里面只能有一个解释：“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并非无意间泄露而成为罗德强随即遭到制裁的原因。实情应该由逆向思之而得见端倪——就在罗德强摆了莫人杰一道之后，忽然因为某种发现（而此一发现又与天地会的死对头老漕帮有关）而对之前的行动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或作为，且自知绝对逃不过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帮帮朋汪勋如所开设的医院大闹一场，如此则“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一语便非简单的恫吓，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包括遗失证件、于汪氏报警处理后去而复回以及与勘察现场之刑警大事周旋，显然皆出于一个务使事件扩大并借媒体渲染而公诸于世的动机。
待我将罗德强的行径整个逆转过来思索一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龙芳对高阳说过的两句话：“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质言之，罗德强临终前迹近疯狂的最后一搏竟然也犹如龙芳和陈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东京红杏》和一篇无的放矢的感谢题记——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了。
当然，作为“随手”之体的高阳残稿中还留下许多有头无尾的线索，比方说：王新衡在陈述李绶武、魏谊正二人渡海来台途中“倚舷把晤”，说到两人分别与欧阳秋父子论交的故实，却懔于“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说：原来李绶武于一九五五年中潜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桩无头公案，此案在残稿中原属不必要的枝节，可是于我却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阳既称“直到走笔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则何须闲笔带过？再比方说：那一部《肉笔浮世绘》按理应该由高阳妥为保管且携回台湾。此书若为魏三爷所托带，则是否已转交其手？至少它并不在高阳遗赠给我的七本书之中。据高阳臆测，当年曾被龙芳视为“有怀璧其罪之虞”而归还东宝的这部“孤证”之书如果会带来杀身之祸，则高阳是否以为时隔二十余年形移势变、事过境迁而胆敢以身涉险？按诸数年后高阳在荣总突然病况加剧、骤尔亡故的结局看来，宁非与《肉笔浮世绘》所可能揭发者有着草灰蛇线的关系？
这样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来越知道高阳以半部充满了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残稿交付于我的用意。他的欲语还休，为的只是召唤我、诱导我、启发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认真读完的书籍里拼凑出早已存在着的答案。许多曾经有意无意获得那答案之中极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经书写，然后亡命无踪甚至死去。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将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我们无知——因为那个“理想的读者”希望我们如此。
让我们回到“理想的读者”这个语词。先前我在提到这个语词之际曾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我是这样说的：“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我当然可以就亟欲淹灭和“周鸿庆事件”相关历史的诸般行动来指称，这“理想的读者”就是洪达展。一个拥赀亿万、高踞庙堂、隐身幕后，处心积虑要并吞老漕帮的野心家，一个企图结合情治单位重建特务统治、拉拢百数十年来地下社会大小新旧各械斗团体的罪魁祸首。他是童话故事里的恶狼、宫廷传奇里的毒龙、历史寓言里的杌、江湖轶闻里的魔头。然而，这并不是高阳所期许于我的事——他恐怕并不以为用作品勾逗、触犯甚至挑衅一个无敌的恶棍会是书写者最终的目的。我反而认真地相信：高阳的残稿是在考验我拼凑答案的创作过程。
在火车即将抵达台中之前片刻，我并不知道马上就要下车，我甚至以为可以永远不必下车，而永远沉浸在构思这部《城邦暴力团》如何展开的摸索之中。我也不会知道，当我立志以一部小说去“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并不真的了解《城邦暴力团》繁复的历史背景和诡谲的斗争阴谋其实牵涉到多少我无能处理的材料、无法解释的问题甚至无从叙述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无知，试图去把它写出来的渴望才会那样迫切、那样迷人，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书写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宁可持续处于懵懂茫昧的状态，让一个又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的疑问与迷惑犹如夜行列车外不时闪烁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