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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是明知港元汇率撼不动，但我还是要攻港元汇率。”索罗斯不慌不忙地解释着：“港元的固定汇率基本上是政治汇率。他们一定会拼死捍卫的，截至1997年6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697亿美元，再加上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另立帐户管理的土地基金外汇储备，总值达820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香港还是一个在国际间为数很少的没有外债的地区。这一点与韩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硬攻是很困难的。更何况香港的背后是中国大陆作后盾，到1997年7月截止，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21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佯攻港汇是为了引起同业拆息高企效应，引发股市下跌，最终在炒期指中斩获。”
塔夫特有些不解地问：“可你为什么不及时收手呢？第一次你已经成功了，把香港变成了国际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香港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已经付出了很大代价。你已经赚得够多了，为什么非要把中国人逼急了呢？”
索罗斯似乎并不后悔：“这就是我的哲学。重要的不是你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赚了多少钱，在你错误的时候，你损失了多少钱。当你对一项交易充满信心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多地获取！否则我就会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你为什么不选择日本市场，而是选择了香港？”塔夫特打断了索罗斯的话问到：“有人认为你这是出于意识形态，过于感情用事，犯了投资大忌。”
索罗斯笑了起来，说到：“这些人才是出于意识形态呢。市场是无情的，容不得我多考虑意识形态。尽管在金融市场之外我是个慈善家尽管我在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设立了多种基金，资助那里学生出国留学，以改变落后国家的陈旧观念，使市场更加开放为我们提供更多投机的机会。但在赚钱时，我绝不是慈善家。”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日本？”塔夫特继续追问着。
索罗斯认真地说到：“日本经济早晚都要衰退，我攻击不攻击它都是一样。只是我没办法从日本的经济衰退中赚钱罢了。别忘了日本外汇储备可是世界第一，让我怎么玩？”
塔夫特有些不解地问：“你是说，不论有没有这场金融风暴，东南亚和香港的经济也都会衰退？”
“是的！”索罗斯肯定地回答：“我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进程，使整个过程更具有戏剧化。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上并不总是反映现实的。股票和外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这种现实与对现实的认识之间差距，就创造了有空可击的机会。我就是利用这些机会赚钱的。”不知不觉间。索罗斯又开始大谈他的“金融炼金术”了。
塔夫特再次把话题转到了香港的方面：“除了香港外汇储备因素之外，这次香港政府违背游戏规则，动用上千亿港元直接‘托市’。这恐怕才是你真正失利的直接原因吧？”
索罗斯叹了口气说到：“按照惯例，香港政府一向不插手股市，因为那涉及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直接干预股市的副作用是值得考虑的。虽然这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还不是我最怕的。”
塔夫特眼睛一亮地问：“你最怕的是什么？”
“香港政府的权力！”
“权力？”
“是权力。”索罗斯肯定地回答：“香港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严格规范、法制健全的金融管理体系。这我早知道。但是在香港政府的这次行动中，香港的立法机关的成员无一例外地抱着支持的态度，静待行政机关行动，而并不是要求透明度。因为任何谘询和透明度，都会使反击行动计划泄漏，使行动拖沓而无效率。这就为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市场大开了方便之门。香港政府的行动完全不受掣肘，自然是措施快捷、果断、有力，快如闪电，剑及履及。而我们事先却丝毫不知情。”
“这很有意思。”塔夫特示意索罗斯继续往下说。
“要知道在欧美这样的自由社会，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索罗斯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香港政府抽紧银根，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给金管局，造成坚壁清野之局还不算，香港银行间的即日交收结算制，更使得政府当日就可知道哪家银行抛售或借出大量港元。香港金管局对于那些不听招呼的和仍然借钱给基金炒汇的银行予以警告。甚至对那些所谓的‘港奸’银行严加惩罚，办法之一是它们为填补借出的港元，不得不向金管拆借时，把利率升到1000厘之高，要它们尝到割肉之痛。这种预警制度和惩治办法，正是亚洲地区其他中央银行所没有的。这就使得我们很难获得大量港元短期贷款，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只能是望而却步。”
“你认为北京方面在关键时刻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大幅调降利息，是不是对香港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塔夫特放松了一下坐久了的身体，站起身问。
“在政治宣传和稳定民心的方面来看，有一定作用。但是那些关于人民币要起‘弃守’的传言同样是宣传，要不就是外行话。”
“这怎么讲？”塔夫特踱了两步转身对着索罗斯。
“当前人民币面对的压力是升值而不是贬值，而且作为一个没有开放的金融市场，人民币根本没有受到外来袭击，何来‘弃守’？”
“明白了！哈哈。”塔夫特与索罗斯相视一笑。
谈话至此，索罗斯仍然不明白塔夫特为什么这样关心香港的金融风暴，和他失利的细节。但是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条神秘的指令被输入了“纳蓝”计算机上“阿尔忒弥斯计划”的知识数据库：“一个集权政府加上他所掌握的大量外汇储备，将是一个最危险的对手。”
就在这一年，崔健发行了他的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其中一首《混子》的歌词是这样的：
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钱儿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改变了，可是哪儿有个够啊，可是哪儿有个够啊，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
第四章 世纪预言
一九九九年，七月，
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为使盎格鲁莫尔大王复活，
这期间，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
这是曾经流传很广关于世纪末的一则预言。它出自1555年，诺查丹玛斯的一部预言集《诸世纪》（Centuries）。每次在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后，翻看这些星象预言，总不免有“原来如此”的感叹！不知道是出于对世纪末的恐惧心理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一些人对诺查丹玛斯的这一预言总是深信不疑，相信世纪末总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1999年7月的世界，除了北约和俄罗斯的维和部队在科索沃“从天而降之外”，并没有其他值得关注的热点。在此之前，就是以盎格鲁—萨克逊人后裔英国人和美国人为首的北约，从3月24日开始的对南联盟持续了78天的空袭可以堪称是“恐怖大王从天而降”。起源于2000年前罗马人儒略·恺撒的历法中，三月（March）就是以火星命名的，它被视为罗马的战神。这种源于罗马人的历法，使我们今天的月份名仍带有拉丁名字和罗马神话的痕迹。就象一月（January）取名于罗马神话中守护天门的两面神Janus，意味着开始；七月（July）就是为了尊敬这位儒略·恺撒（Julius
Caesar）；八月（August）则是是以儒略·恺撒的侄子，第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塔斯·恺撒（Augustus
Caesar）命名。诺查丹玛斯正是预言了这场打着人道主义旗帜，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的战争。
余晴川作为5月8日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的幸存者之一，也许比其他人对这场战争有着更深刻的体会。要不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也许日后就没有这位信息特种部队第七大队长了。而他当时的上司武官任宝凯，更是九死一生。“有关部门”经获悉任宝凯生死不明的消息后，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发出密令，“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到任宝凯”。从废墟中找到受伤的任宝凯，经南斯拉夫军医学院竭尽全力抢救终于脱险。实际上余晴川可以说是幸运地只受了轻伤，是第一批返回国内的人员。但对整个事件的记忆却使他刻骨铭心，很久之后还经常从回忆的噩梦中惊醒。
余晴川作为一名军事专业人员，当然不会相信所谓的“误炸”一说，特别是“旧地图”的解释，简直是缺乏专业知识的欺人之谈。但是余晴川却不能说出其中的秘密，看着互联网上流传的中猜测和流言蜚语，它只能是大淡淡的一笑。
其中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使馆内有一个军事小组，专门观察、了解、监听及研究北约对南的战争。包括以前在海湾战争期间，中国加派军队人员进驻土耳其、伊拉克的使馆，利用高技术设备监听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这种做法，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其他国家也都如此。至于南斯拉夫是不是具备击落F117隐性战机的防空能力，和中国大使馆内军事设备在击落隐性战机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最高军事机密了，余晴川既不能出面否定，更不能加以肯定。
已经回到国内的余晴川，在互联网上看着论坛中一片对美国野蛮行径的声讨，再回想5月9日北京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前的游行抗议，心中感到一阵热血沸腾。尽管他知道那有官方组织的背景。但毕竟那已经是多年不见的壮观游行场面了。
不知唱了多少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知喊了多少次“解散北约，维护和平”的口号，肃穆的表情，愤怒的脸庞，紧握的拳头，还有的人用绿色的柳条编成花圈以寄哀思……。余晴川看到了游行队伍中有同学抬着三位烈士的巨幅照片，看到那曾经熟悉的面孔，如今已是生死两茫茫，余晴川的眼睛湿润了。余晴川还看到了游行队伍中有一个同学举着“消灭法西斯”的标语牌，立刻想到了下半句：“自由属于人民”。那是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