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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群体的利益，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多党制宪政的最大胆的构想。”
“这个方案根本没有可行性。”＇思维教练＇依旧不以为然。
“关键是个时机问题。”安妮说：“这只适于在国内现状不能再维持下去的紧急状态。不到接近万不得已的最后时刻，不可能说服党内高层采纳；但也不能拖到局面完全无法控制的时候，到那时候再实行，一切都为时已晚。”
“问题就在这里。”＇思维教练＇反问说：“谁会认为‘维持不下去’呢？你这不是找骂么？”
……
安妮没有听＇思维教练＇的劝阻，依然把《中国政改大方案》传到了网上，果然是骂的人远比夸成的人多。而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只是安妮的爷爷让她放一个试探气球罢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当真了，而且是非常地生气——这个人就是军中元老俞飞。当俞飞看完网上这篇帖子的打印稿后，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分裂国家、分裂党！”
郎氏风暴
2004年8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对TCL的分拆上市、海尔集团的MBO（管理者收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格林柯尔在兼并重组中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指责顾雏军利用资本杠杆效应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法律上的缺陷，仅用9亿多元的资金便控制住了136亿元的优质国有资产。
郎咸平的炮轰引起了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这反而更增添了事件的轰动性。郎咸平则说：自己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他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
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
下午2：00，各路财经记者齐聚北京建国门内大街长安大厦2座15层。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演播厅人满为患。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主席台背后，主持人邵振伟开始讲话：“大家下午好！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我们准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仓促的准备，包括周日两天。我们邀请了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的人物来参加这场研讨会。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专家：一个是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张文魁先生、长江商学院郎咸平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先生、原国家计委退休干部杨德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韩德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先生。……”
该研讨会曾广发“英雄帖”，拟邀请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人物参加。然而，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
，唯一的反方代表张文魁先生此次可谓“单刀赴会”，他在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演讲中说，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而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可以防止的。由于观点相左，左大培几次大声打断张文魁的讲话，会场气氛数次被推向高潮。
“他们说我‘左’，我这次就‘左’到底！”左大培显得格外激动，嗓音嘶哑。
杨帆的发言带有“声援色彩”。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和“话语霸权”，就这次郎咸平遭遇的风波而言，“‘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他采取了联合封杀、贬低人格两种手段”。……
主办者邵振伟是一神秘个人，在研讨会接近尾声之际，他的一句声明语惊四座：“此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不是网站，我只借用了这个场地，主办者只是我个人。”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年轻人，组织这个研讨会是出于痛惜国有资产流失的义愤。
同一天的上午，为期两天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在深圳五洲宾馆隆重开幕。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韩仲琦，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家及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高峰会。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
张维迎在题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中，对于企业家
生存环境进行疾呼，也对经济学家“以维护学术自由为借口发布不负责任言论”进行了批判，非常辛辣的指出：“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这显然是针对朗咸平的。
张维迎还提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媒体，在不断的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我想外国企业主导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企业本来很有希望做大做强，但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在这样的政治不确定的情况下，宁可将这个企业卖给外国人，自己拿一部分钱更安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国有资产的剥离，现在四大银行剥离国有资产卖过外国企业了，不是外国企业出价高，而是因为有人担心卖过中国私人企业会被人说我受私人企业贿赂了，所以我宁可卖给出价低的外国企业。
与张维迎这番话相呼应的，是随后的一个主题：“谁占领中国经济的主战场：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国东强当然也参加了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峰会，他一直密切关注着郎顾之争。因与顾雏军在商场上有过一些交往，顾的格林柯尔是怎么回事儿，国东强还是心中有数的。至于有着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在多家商学院执教，现任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的郎咸平，那更是鼎鼎大名，国东强怎能不知道？
那还是三年前，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点出了如日中天的德隆问题。去年又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随着股市从2000点跌到了1300点，德隆的委托理财循环被切断，德隆只能靠不断增加融资成本来继续吸筹，……到了2004年4月，德隆系崩盘，人们不得不承认郎咸平当初的睿智。其实，德隆既得“天下第一庄”，其勾当在坊间不是秘密，只是无人说破而已。只是在德隆还没出事的几年中，大众尚被蒙在鼓里的时候，郎咸平的观点曾遭到一些人的指责，和许多人的怀疑。就在新疆德隆灰飞烟灭的时候，当初对郎咸平指责的反击言犹在耳。郎咸平又打响了著名的“三大战役”：炮口对准TCL、海尔和格林科尔三大巨头，这时候谁还敢小看他那一语成谶的杀伤力？
国东强虽然不会怀疑郎咸平作为一个世界一流公司财务专家的能力，也不会怀疑他利用公开资料和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成果。但是就这个具体的案例来讲，他却对郎咸平的前途并不乐观。当年，刘姝威教授用600字揭开蓝田股份真相之后，遭受的诘难就历历在目。不但蓝田股份当时的董事长闯到刘姝威的办公室指着她的鼻子骂，而且当地的法院竟然能够以蓝田股份通过违法途径获得的内参作为立案的依据。如果不是刘姝威揭出：一亩水面年产出能达到3万，一只野鸭能换一台彩电，只见广告不见产品的野藕汁销量5亿，把主营收入18亿而应收账款只有800万解释为现金交易，结果还不定怎样呢。
更何况郎咸平现在进一步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这就涉及到了改革的大方，由“案例”而“问题”、由“问题”而“主义”了，已经超出了郎咸平的学术范围。郎咸平也曾表示，自己只是一个财务专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对于宏观的东西是没有对微观的层面关注得多。国东强不明白郎咸平为什么要捅这个马蜂窝，而且越闹越大。“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其实早已在互联网上争论了好几年了，这一次，郎咸平能突破了传统媒体传播的屏障，又恰好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就不能不引起重视了。难道会有什么背景？难道中央对国企改革、对私营企业的政策会有所改变？国东强不能不有所担心。
国歌这一段时间接受了父亲国东强安排的一项任务，那就是搜集整理各种媒体包括网络论坛上有关郎咸平的各种评论。虽然这很烦琐也很枯燥，但是却很能锻炼综合分析能力。有关郎咸平的激烈争论和褒贬不一是可想而知的。有人说他是敢于直言的斗士，有人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有人说他是“疯子”经济学家。“郎监管”、“斗士”、“教父”；“流氓教授”、“三无教授”……郎咸平则自认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
最有意思的是，原本与杨帆、左大培、韩德强属于同一战线的＇陈新＇，竟连续推出系列骂郎文章，而且骂的角度十分奇特。这些文章根据郎咸平的台湾出身、西学背景，骂他受美帝国主义指使，“瞄准中国的高端产业，打击中国的品牌”，图谋搞垮中国的“民族产业”。而且还企图与党和政府“争夺国企保卫者的桂冠”，想通过诽谤“共产党和中国的经济学者没有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来“动摇民心”，“取而代之”，“实施新演变”！这些文章还说中国的腐败应当归咎于“严重的货币短缺”，致使“企业、居民、政府都陷入了货币战争的陷阱中。因此出路不在于改革体制，而在于实行通货膨胀，只要大量印钱，农民工欠资、公务员欠资、教育高收费、警察罚款、非法集资、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