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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国务院严令各行降低不良资产率，等等，工作力度不能说不大。但这些治标的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回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风险依然较高。先治标后治本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治标后对治本犹豫不决，几年拖下来，治标的成果就丧失殆尽。再不下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制，也许我们将失去在稳定状态下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
钱郑宇坚持说：“这个我比你更清楚。在剥离1。4万亿旧的不良贷款后，又形成了不少新的不良资产。我们公布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24。13％，约1。91万亿元。但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非信贷资产到底输了多少？表外业务输了多少？我们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到底有多少？加上2001年以来，各家国有银行大量发放长期贷款，在贷款到期、问题暴露之前，都是被当作正常贷款报告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贷款风险水平。问题是很严重的，否则也不会有这次注资了。”
“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些问题短期内无法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也就没有办法进行。”钱郑宇没有让张宁插话，翻着手边的一份材料继续说：“央行的一个分析报告显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中，由政府红头文件造成的占29。2％，企业政策性关停并转占8。5％，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占26。8％，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占10。1％，银行自身经营不善占19。3％。这就是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完全是由于政策性因素造成的。国有银行承担了改革成本，国家向国有银行注资也是理所当然。可是社科院的那个曹红辉，却说将国家外汇储备注资银行，实际上有规避法律程序的嫌疑。注资需要人大批准。还有人质疑汇金公司成立的理据何在？它是如何组织的？谁来进行监管？说注资是‘拆东墙补西墙’、‘剜肉补创’——用外汇储备补银行呆坏帐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就让我们很被动了。改制的阻力还是不小的。”
张宁不无感慨地说：“有些人仅仅是看到国有银行承担改革成本的一面，可另一方面，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垄断的方式把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金融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通过利率管制、信贷管制让国有银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2006年底是中国加入WTO后承诺开放金融市场的最后期限。这种金融垄断还能维持多久？现在不改制就怕来不及了。”
钱郑宇把话题岔开了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经济增长会不会造成严重冲击。”
“通货膨胀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张宁很有信心地说：“与2003年底4032。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这次动用的比例也不算太大。中行、建行毕竟规模算是比较小的，经营状况也算是比较好的，我真正担心的工行。截至2003年底，工行不良资产余额为8546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为7207亿元，非信贷类风险资产为1339亿元，超过了中、建两行的总和。我预计工行和农行需要注资的规模是1500亿至2000亿美元。那个比例就大了。未来真正的威胁在于国内的通货膨胀、出口顺差和引进外资的减少。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也并非善策，但是汇率的大波动也不能接受。中国应该考虑另选‘本位’来稳定波动。如果在外汇管理上不做任何动作的话，只靠嘴硬，硬不了几天。”
钱郑宇不以为然地说：“我看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1997年亚洲危机后，我们顶住了压力，没有让人民币贬值就得到了普遍的赞誉。虽然困难很大，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这次是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通货膨胀贬值的压力同时存在，问题很复杂。中国的银行系统过于脆弱，人民币升值将极大地打击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出口行业，特别是许多出口企业，其利润率已经非常低了，人民币一个小的升值，比如说3—5％，就足以吞噬其全部利润，这些企业的如果不盈、甚至亏损又将直接影响银行的资金安全极大冲击中国的经济稳定。更加灵活的汇率和放开金融管制，更可能引起经济的动荡甚至崩溃。上面现在要的是稳定。只要不出‘大漏子’，能不动就要不动，自己一定要稳住，以不变应万变。”
一讲到政治大局，张宁也无话可说了。
钱郑宇继续说：“前不久，外管局在全国范围内的专项检查中发现，个别银行和企业存在一些违规办理收汇和结汇业务的行为，还有一些境外外汇在境内结汇后进入了我国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应该多研究一下会不会出现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风险。”
这个问题张宁早有准备，并不是很担心：“人民币毕竟还不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只是目前的结售汇制度还存在无法完全解决的区分经常项目交易和资本项目交易的问题。一些企业，钻空子多卖些美元，多留些人民币不足为奇。不会对国内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对冲基金炒作人民币应该主要是在无交割远期合约（NDF），人民币NDF市场是存在于中国境外的银行与客户间的远期市场，是一个离岸市场。主要的目的是帮未来有人民币支出或人民币收入的客户对冲风险。但是到期时，只计算差价，不真正交割。结算货币是美元。这一市场也为投机提供了机会。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可以从中参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人民币币值并没有实质影响。……”
这一天，梅奥国际公关策划公司总裁的米赛尔按约定时间来到了辛格博士同在华盛顿K街上的办公室。虽然两个人经常碰面，但这还是第一次合作。深兰公司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战略问题，梅奥国际公关策划公司则以解决国际公关危机著称。可是辛格博士的深兰公司处于K街上更好的黄金地段，米赛尔一直很羡慕。
华盛顿街头的路牌不经意间暗示了詹姆斯·史密斯这样一句话——“思想库（Think
Tank）”是美国人寻求知识与权力结合的最独特方式之一。这或许是美国最具政治意味的两条街道了。左边的路牌指向K街，一条集中了众多智库的街道，美国政府的许多内外决策都是在这里，而非华盛顿酝酿的；右边的则指向华盛顿大街。从白宫南门出来，步行10分钟，就能到K街。这样两条大街的交汇，还能让人想到什么呢？华盛顿的K大街经常被称作美国政治体系的第四分部。
走过外间办公室时，辛格博士的秘书约娜·马歇尔正坐在桌子后，她站起来：“辛格博士一会儿就可以见你，米赛尔先生请坐。”
米赛尔在一张铺着红色灯芯绒椅垫的教堂长凳上坐下，他环视四周，发现辛格博士的父亲对他的品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接待室看上去就像一所老学校，抢墙壁上的木板颜色很深，地板上铺着绿色的地毯，上面是美国建国时期的图案。整个房间散发着一种宁静、文雅的气息。
几分钟后，辛格博士微笑着从门里走出来：“请进，米赛尔先生，我很高兴你能来。”
辛格博士的办公室和外面的接待室看上去很相似，只是面积大了四倍。其中一面墙上挂满了镶好的照片。屋里还有一张小型的会议桌和四把椅子。辛格博士的办公桌很大，也很古老，桌子上的疤痕表明以前的某个主人经常把未熄灭的烟头放在上面。
辛格博士请米赛尔在一张转椅上坐下，自己一面向书桌后面走去一面开门见山地说：“你这么关心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一定是为今年的总统大选作准备吧？”
米赛尔说：“不论是谁参选，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需要您从国际战略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辛格博士拿起桌上的一份资料说：“你一定看过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去年2月的这份《美元高估与世界经济》报告了吧。”
米赛尔点了点头说：“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一定是今年大选辩论的焦点。你我虽然支持不同的候选人，但在国际战略上，不应该有大的冲突。现在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我们的总统大选会不会火上浇油？我怀疑我们这样逼迫人民币升值，会不会适得其反。外汇策略师弗朗克就曾警告说，美国越是设法将这一问题政治化，中国就越不可能听从它的意见。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会见财政部长斯诺时，还有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首届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等多个场合，都强调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你怎么看。”
“首先，我们要相信伯格斯坦的报告。”辛格博士说：美国经常项目收支的巨大逆差、经济走势低于普遍预期、国际资本持续外流、减税政策所招致的争议……这一切已经使强势美元政策的基础荡然无存，美国必须在未来数年里通过美元贬值将本国的贸易赤字削减一半，使其占GDP比重下降到2。5％。”
辛格博士翻开那份报告继续说：“为此，加拿大、日本、欧盟、墨西哥、中国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必须有一家的货币要升值。根据美联储采用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2002年，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其币值对美元汇率影响程度最大者依次为：加拿大元，17％；欧元，16。3％；日元，13。3％；墨西哥比索，10。4％；人民币，8％。在上述5种货币中，由于欧元汇率在过去两年里从0。84美元大幅度上升到1。10美元以上，2002年更相对美元升值24％，而且欧元区经济基本面萎靡不振，因此欧元继续升值的余地有限。加拿大与美国经济周期高度同步，又是美国工业原料的重要进口来源，加拿大元升值将直接增加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因此肯定不能升值。墨西哥近几十年来屡次发生严重货币危机，因此也不适合吸收美元贬值的压力。日元已经经历了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大幅度升值，2002年又对美元升值7％，加之日本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