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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为70年。外商通过长期租借土地成片开发经营的方式，在洋浦拉开了帷幕。海南的房地产业开始红红火火，全国的经济也开始升温。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1984年、1987年两次“经商潮”后，1992年中国又出现了第三次经商潮。首都北京，市工商局1992年5月发出《通知》规定，企事业单位，逐步向经济实体过渡的行政单位在职人员，经本人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在业余时间从事便民服务项目的经营活动。《通知》发出3个月，全市已向从事第二职业者发放营业执照和市场经营许可证1100多个。据有关部门的数字统计，至1992年6月底，全国公司已达到30。4万户，加上分支机构，全国公司不下81。96万户，是1987年第二次商潮时的2倍多。1992年7月，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上书市长，辞去了自己的旅游局长职务，打算和几位同事创办一个新型的集体所有制的饭店管理公司。与此同时，原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处长邵长权，辞官经商，创办了鞍山金环有限公司。9月，吉林省辉县县长宫传仁助动辞官，到梅河口自由贸易区办起三家企业。以“刘三姐”山歌走红银幕的老艺术家、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黄婉秋，弃官经商，兴办一个集文化、旅游与经济为一体的“刘三姐实业公司”，自己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著名作家张贤亮，出任宁夏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创办了公司。研究明清文学的著名学者张培恒先生经营起印刷和房地产。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也兴办起“复兰德经济顾问行”。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国歌的父亲国东强也就是在那一年下海经商的。他也许没有想到，当年他做出的得个艰难的决定深刻地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儿子国歌的命运。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国歌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也极大地增长了个人的见识。最终才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身边的变化感到经济改革在继续推进。但是还有一个很少有人了解，但却是影响更为深远的变化被人们忽视了：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党内监督条例》被搁置了。尽管在后来的十四大、十五大都一再重申拟定《党内监督条例》，但是这项工作一直做做停停，几次出现暂时搁置再做调查和总结的情况。这一拖就是十多年。至于《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那同样是后话了。
同时，毛泽东热也悄无声息地退潮了。1991年年12月26日推出《红太阳》磁带的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也开始倒霉了，先是1992年下半年被国内新闻媒体广泛报导《红太阳》音带严重侵权，双方你来我往持续了两个月的“笔战”。这件事情虽然当时不了了之了，但是几年之后的1996年，《红太阳》的词曲作者张士燮、徐叔华、傅晶、程恺等16人，再次依据1992年颁布的中国《著作权法》和1993年国家版权局作为进一步补充的41号文件要求上海中唱“追加稿酬”，……
还是北京街头那家小小的音像商店，原来播放的《红太阳》换成了崔健的《解决》：
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可总是没什么机会，
是更大的问题我忽然碰见了你，
正看着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
明天的问题很多，……
又过了两年，崔健的新专辑《红旗下的蛋》在同一个音箱回响着：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象红旗下的蛋。……
金融大鳄
1997年的金秋10月20日，国东强早早地打开了电脑等待着香港股市开盘。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0年前的今天，正是美国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一”。现在香港回归的喜悦气氛还未散尽，人们已经感到了危机四伏、暗潮汹涌的紧张气氛。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了。
近几个月来，香港周边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7月初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全面失守。紧接着，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兑美元的汇价狂跌。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个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被迫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对于很多的东南亚人来说，他们过去曾拥有一大笔财富瞬间化为乌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给搞垮了。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就是乔治·索罗斯。
国东强明显地感到，在东南亚大获全胜的同时，索罗斯基金和老虎基金们下一个觊觎的目标就是香港。索罗斯就要对香港下手了。
这一天是国东强最为焦灼不安的一天，香港股市开始下跌。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一”。恐怖的气氛开始在香港蔓延。与此相反，地球另一端的投资分析家们正在额手相庆。道·琼斯指数在经历了一周之间跌落210点之后，当天却反弹了74点。
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数又下跌了765。33点，10月22日则继续了这一势头，下跌了1200点。就在当天香港股市收盘后不久，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了国东强办公桌上的专线。那是一个不需要秘书转接、很少有人知道的保密专线。
“是的，我是国东强。”显然听出了对方的声音，国东强一反常态地谦恭地回答。“我的分析是：经过三天的准备，这些国际炒家就要发动总攻了。”国东强略微停顿了一下，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然后接着说：“请转告香港方面注意汇市。国际炒家的策略是沽空港元，同时做空香港股票市场，迫使香港政府抬高利率，造成股市下跌，从汇市和股市获取双重利润。他们狙击港汇、港股、期指的手法将相当狡猾，招中有招，声东而击西。”国东强一边用肩膀夹着电话，一边飞速地敲击着键盘。“要当心他们使用场外期权合约手法，掩饰他们狙击的部署，使狙击达到出其不意，来势如骤风暴雨的效果。佯攻港汇，实际是要在炒期指中斩获。”看着电脑屏幕上调出来的数据，国东强又简要地作了一些技术性的解释。“好的，随时愿意为您效劳。”挂断电话后，国东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短短几分钟的通话，他的额头已经开始冒汗了。
果然不出所料，10月23日，香港联系汇率制度首次受到国际金融炒家狙击。他们大量抛售港币以兑换美元。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也开始针锋相对地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同时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21日还仅为7％左右的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一度暴涨300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下，港股连续第四次受挫，下跌达10。41％。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1000多点。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表示，不认为这是股灾。香港基本经济因素良好，股市下跌主要是受到外围因素暂时投机影响，投资者不必恐慌。他认为，无论如何，特区政府首先是要捍卫港元汇率。虽然此前一天晚间有炒卖港元的投机活动，但此时炒卖活动已被平息。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总裁任志刚也
发表讲话，声称金管局已于前一天晚上击退炒家。
24日，在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跌后，香港股市在这天强力反弹，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恒生指数上升718点，升幅达6。89％。在股市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港币保卫战暂告一段落，香港金管局艰难地取胜。此役炒家们共抛售了400多亿港币，在证券市场获利数10亿港元。
国东强刚刚喘国一口气来，准备总结一下这次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的经验教训，谁知此时，全球各地股市开始了恶性循环式的普遍狂跌。10月27日，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近554。26点，是有史以来跌幅最惨的一天，因而导致中途自动停盘一个小时。东京股市开盘后即狂跌800多点。28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1400多点，跌幅达13。7％，全日最低达8775。88点，以9059。89点收市，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在这种状况之下，香港股市的震荡已并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因素了。
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韩国中央银行也拼尽全力进行市场干预，以试图止住韩元的疯狂下跌，但无奈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杯水车薪，苍白无力，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中央银行在市场干预失败后，外汇储备仅剩可怜的70亿美元，远远不够1997年年底和1998年到期的1100亿外债。在这种状况下，韩元兑美元汇率继续下跌，其国内股市也一再疲软，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至1997年12月3日，韩国同样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签署了条件却极其苛刻的援助协议。《韩国日报》甚至将这个协议，与1910年8月29日的“国耻日”相比，那一天，正是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的日子。
1998年1月和5月，投机者再次以同样的手段连续发动攻击。西方舆论称，香港成了国际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尽管香港凭借充裕的外汇储备保住了联系汇率，但在高利率的影响之下，经济元气大伤。
1998年8月5日，索罗斯基金和老虎基金等对香港发动总攻，从5日开始，他们大肆抛空港元，放空恒生指数期货合约。企图一举击破港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