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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尽了最大努力不去做科莱佛金斯先生，并尽了最大努力去爱亚伯拉罕、艾萨卡和雅各布的上帝，并怕他，对造化的智慧和美丽充满感激，因为它先是在他出生前将他投入地狱之火，然后又让上帝承受他认为实在毫无必要的巨大痛苦来拯救他。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是什么需要他这样做？其实，他所要做的就是开口说话。他只是动动嘴就把整个世界创造了出来。
约瑟夫尽了最大的努力调整自己的感受以适应人们对这个世界既定的看法。既然圣经上所说的大多数事件现在已经过时，既然他的母亲、家庭教师、牧师、学校老师，所有在他眼里具有权威的人都使他相信只要付出一点信仰和服从，一切都会稳稳妥妥、顺顺当当。此后，就他而言，他确实舒舒服服过了几年。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费脑筋。他把它丢在了脑后——直到他长成青少年，岁月的魔力送来探寻究竟的怪风又一次吹开他大脑里那些杂乱来理的储藏柜。
他上了圣·荷巴特学校，后又去牛津的卡母波恩。对英国公学有许多不合理的批评，但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它们确实给了一部分孩子某种教育。在那些年代，圣·荷巴特经常有活泼的讨论，它不是那种只是游戏加考试的学校，在那里反对19世纪后期实利主义的气氛十分浓烈。不论是校长还是教师都正视这个事实，即疑问是存在的，孩子们应该去了解它。
科学课教师处于教职员中的少数派之列，他从一技术学校转到圣·荷巴特；这所公学的精神镇住了他。圣·荷巴特并不忽视科学，但对教员却有些轻视。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接受了一些科学教育，以便他们能够懂得什么是科学。
由于戴维斯智力超常，他专门学习古典科学那部分；然而在公学的科学课上他却极不出色。不是被烧瓶灼伤了手指，就是在化学课中间休息时打碎了好几个玻璃容器；他认为生物学最讨厌。他喜欢户外的兔子，被圈在笼子里的则让他不舒服，从生理上感到难受。为此他受到许多奚落。当他带着疑问去寻找答案时，他意识到自己早期对《圣经》故事和拯救计划以及所有一切的怀疑过于轻率。作为陈述事实的言论，它也许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真实感，但那是由于语言的缺陷加上宗教兴起之时地中海东部诸国人的智慧和道德观念特别低。为了解释象征、寓言，和不确切但有教益的故事，必须创造一个伟大的朝圣地。像大卫和雅各布这样的人并不适合表现目的，但这点最好被忽视掉。
创世的故事是象征性的，它与地球上生命延续的事实不一致并没什么关系，堕落则是神秘而无法解释的事情的象征，为什么在历史上当堕落事件已经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时还要有一个补救，这是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不会梦想去讨论的事。信仰和说教这样的事使约瑟夫·戴维斯很快迷惑了，信仰和说教没有使他信服，倒反而让他忙碌而困惑。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总有另一套完全不同层面上的观点出现，作为对《圣经》、教堂和说教最初解释的全部修正。它告诉他，现存的西方文明体系建立在什么样的神话基础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即它是建立在那个基础和宏大的纪念仪式上的，尽管逻辑上没有意义，以及一种道德规范之上，这个规范也许会是最终的仲裁，却构成当代社会生活的丝丝缕缕网络，社会生活没有它们就无法进行。因此所有的自由思想者和理性主义者或麻木不仁，或目空一切。讲理性的人们不发表意见，他们不否认。他们在另一层面上思考和生活。你不可能再重建宗教、社会习俗、政治传统，就像你不能重新改变人的骨骼一样。
这一切使得约瑟夫·戴维斯不敢乱说。关于伊甸园和约拿的争论过去了。他只有正视历史和社会。基督教和教堂，独裁和政治机构，社会等级，好像都在模模糊糊之中瞪着眼睛朝他看。“对我们进行质疑没什么好处”，他们似乎说，“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起着作用（他们似乎是在起作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实？
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偶尔或谈或思考，似乎思考了很多并相信自己确实思考了很多。那个孩童时代就百思不解的二元论问题看起来一点没有得到解决。世界即此的观点不再是他批评的主要对象，但却使他创造出世界可能即此的又一种看法。这个表面一切顺理成章的世界也许从根本上讲是矛盾的，但结构上却是一致的。既容纳了浩瀚的谎言又让人对它有不断的担忧。事情就是这样。
这件事延续了这么久。有一段时间他有些摇摆。一方面是描写目前生活色彩明快的故事，窗前的故事，母亲膝头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为人们接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得到生活的指导，这里有稳定的政府，合理的社会秩序，能战胜任何挑战的机构，善行受赞美，是非有明断，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另一方面，要反对这个世界就如同用暗示的话语，不和谐的声音，阴暗处的窃窃私语，和模糊不清的威胁来讲述一个遮遮掩掩的故事。在那个批评现实生活的阴影中的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也没有向他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具体形状只有疑问。色彩明快的故事似乎最安全，最明白，最适合他成熟的想像；于是，他尽最大努力告诉自己，那一点异议和不和谐的想法，最好留在大脑中等待成熟。
在大学的三四年里，我们都必须做出重要的决定；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后回头的机会会很小。约瑟夫·戴维斯先生思路敏捷，文笔流畅，早就开始写作，而且在来牛津之前就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总之，他选择了写作。他父亲留给他一笔丰厚的钱财，况且他也没有非得为线工作的压力。他决定写生活中勇敢的有信心的方面。他要使自己出名。于是，他开始写激励人们精神的书，对异议和怀疑做无情的嘲笑。“我写的东西，”他说，“应该有旗帜飞扬，鼓角争鸣。不吹毛求疵，不颠覆破坏。”社会学就要过时了。因此，他委身其中。他先以成功的勇敢的历史故事为开端，接着写有史记载的辉煌壮丽的历史片断。
《理查王和萨拉丁》是他的第一部书，接着是《唱歌的水手》，然后是《锤击剑舞》，再后来，他围绕人的事迹，讲述亚历山大、凯撒和成吉思汗快乐的历险，还有伊莉莎白时代海盗和探险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然而，由于他天生善于写作并具有特殊敏感的天性，所以他写的越多，也就读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想的——这是最糟的——也越多。
他不应该想。当他选择了立场，他就应该像一个有理性的人，停止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人对他批评得十分尖锐，对一个完完全全的胜者来说，他对批评实在太在意了。
他开始对自己要做什么犹豫不决起来。也许他正处在年轻人“成长”的第一个微妙的衰退期，一个任何年龄都可能出现的阶段。他写作时的轻松和自信在减弱，明显的阴影出现在他的英雄形象上。他有时会接受非常破坏性的事件，但接着又为此道歉。他发觉这样使得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但却影响了他直率的风格。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失去了内心的灵活性，但却在暗暗地为此担忧。
然后，他勇敢地但也许是不明智地决定，用一种将人类历史刻意浪漫化了的形式对怀疑的事物，对实利主义和悲现主义进行最猛烈的攻击。它将是一部向人类证明上帝行为的世界史，同时也向人类自己证明自己的行为方式。它将是一场伟大的游行——一场人性的演示。
出于某种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搞清楚的原因，他没有从创世之日而是从沙那平原写起，通过智慧老人回顾历史之口来讲述早期历史。从遍布世界的巴比伦通天塔开始。
公正头脑看待的历史常常留有余地，以便对复杂纠葛进行分析，并且不显示人都在得胜，正确总占上风——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是对的。《人类的传统，承诺与斗争》——他正在考虑的几个题目中的一个——就意味着除了其他事件还有与邪恶事实的争斗。有时事实会非常顽固和邪恶。
他在黑死病这一事实上陷入困惑。他写了关于灾难使人高贵的一章——现在认为写得太草率了——三种灾难依次为：洪水，火灾，鼠疫。为此他不得不阅读大量有关书籍。他终于找到写作的切入口，并受保罗·库如夫《微生物的猎手》一书的鼓励，借用作者的材料，再注入宗教信仰，然后扩展他的著说，解释这些严加看守的黑祸是如何在整个历史中一直是人类灵魂的兴奋剂（好在再也不那么急切地需要了）。然而他发现黑死病流传期间人类英雄行为的记录非常少。所有记录下来的内容都是关于那个时期是如何的恐怖，我们人类的行为，充其量，也不比吃了毒药的老鼠的惊慌失措好多少。不管怎样，这就是历史记录所显示的东西。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字里行间寻找英雄业绩，尽管他以诗人的情感在研究中加上了一点儿创新——直感，让我们这样说。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情感。直感太多可能会贬损其学术性，使他成为空谈家，而其他同行只会乐得引以为戒。
但突然他的思想开始走神。他意识到自己劳累过度了，而他却不能摆脱，这正是劳累过度的通常表现。劳累过度带来一连串忧虑和失眠。他躺在床上想着黑死病和倍受折磨的人类可能陷入的可悲行为。旧记录上那些生动的描述反复在他脑海中出现。起先只是黑死病使他苦恼，后来他对人类辉煌的信心开始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