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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的概念则更为复杂。首先从发展这个概念上来讲就有很多解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都有。这些有关发展的理论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认为发展是单一国家的行为，存在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这种视角的发展理论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分析的单位是共同的，即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分析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战略和社会系统，并由此而认为，发展就是耽搁国家和单个社会的发展。他们还追求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模式。这些理论均以一个假定为前提，不论各个国家在历史上、文化习俗上、资源禀赋上有何差异，都可以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遵循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模式。所以，这些发展理论的共同结论便是，只要新独立的发展中或非西方国家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能成为现代化国家。另一种视角认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发展受制于国际环境。这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依附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强调，发展并非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应当将发展纳入“区域体系”或“世界体系”之中。 发展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多样的，它比增长这个概念要宽泛很多。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来讲是有比经济增长更深层次的含义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当然包括经济增长，但是，它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构成的变化与质量的改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当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就此而言，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在一个长时期内增长的过程，条件是处于“赤贫线”下的居民人数不再增加，收入分配不会变得更不公平。具体来说，这一定义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实际收入，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收入；二是人口平均收入，如实际收入每年增长2％，而人口也每年增长2％，那么经济就无发展而言；三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迈耶认为至少要20至30年。可见，经济发展强调的是一国人均实际收入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不当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的进步和改善。在产业结构进步方面，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例减少。而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提高；社会结构方面，譬如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日趋下降，中产阶层的家庭在全国全部家庭中所占的比例扩大；在政治结构方面，譬如民主政治的方式日渐普及，而传统的权威阶层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等等。在这些结构变化中，经济不发达现象渐告消失，低下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显性和隐蔽性失业逐步缓和，非正常外贸转为正常，等等。总之，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如增长概念那样），而且是一个多层面的质的概念，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个层面。 东亚地区30多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确是带来了经济发展。原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比重十分大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东亚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大大上升了。那种“无工作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无未来的增长”这五无增长 的现象没有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东亚经济增长中出现。东亚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是真正的经济发展。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但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能掩盖经济进步的惊人现实。因为人们不能只着眼于官方的增长数据，亚洲的进步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得到的：摩天大楼取代了昔日的小破棚屋；高速公路取代了昔日的乡间小路；小汽车取代了昔日的自行车。工资的迅速提高，不仅可以在官方的数据里，也可以在私营公司招聘员工时得到证明。当然，最显而易见的是，有了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去购买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并在各条新开辟的航线上乘飞机旅行，应该说，亚洲的增长是真实的。” 东亚经济发展是真正实现了。
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和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来看，文化和经济发展都应该是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呈运动发展的趋势。这种过程和趋势的前进发展也是按边际原则进行的，不会总是顾及沉重的过去。儒家文化虽然也曾经阻碍过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但重新被认识、重新被运用的传统儒家文化同样可以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发挥起作用。在传统儒家文化重新被挖掘被定位的过程中，在东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两者是动态的发展进步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伴随着东亚经济发展而发展。
二、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总要素生产率（TFP）
传统儒家文化到底适应还是不适应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不是就一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在讨论传统儒家文化与当代东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核心命题。这个核心命题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不同的答案来解释说明它，特别是讨论因东亚经济奇迹而所伴生的一种“亚洲价值观”。这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指导的亚洲价值观是否真正推动东亚经济发展？这里所指的“亚洲价值观”仅指东亚地区，应该更确切的说是“东亚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直到发生金融危机之前，西欧很多经济发展理论家和新闻界的看法认为，以东亚经济发展为基础，21世纪将是亚洲时代或太平洋时代。但是，1997年7月之后，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他们转向指责东亚经济体制的基础是落后于时代的亚洲价值观和体制，指责亚洲价值观的内容包括官僚主义、家族主义、温情主义等，它们相交错形成了腐败结构和“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 保罗·克鲁格曼在评价东亚金融危机时认为：“亚洲经济在管理方法上与美国不同，表现出一定的特性。没有我们政府与商界之间的对手和守法的关系，在高增长的亚洲经济中，商界与政府的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受禁令约束的紧密关系，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我的意见是，这种密切关系在整个经济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允许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但是，很快这种不受禁令约束就得到了一个新名字：“裙带资本主义”。它受到谴责，准确的说，它在损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培育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从而成为危机的根源。” 这个亚洲价值观是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政治口号或塑造象征的形式提出的。他们认为，东亚国家的政府受儒家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具有家长式权威，在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这是东亚经济取得20余年高速增长以后，向西欧宣告亚洲人的文化、政治、经济正统性和一种优越性的形式。亚洲价值观一般理解为家族主义、勤劳节俭、重视教育、集体主义、对权威的尊重等。 这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竟然被西方学者理解成为为了让政府和商人相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也成为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这可能是西方学者那种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的意识在作祟。自从近代以来西欧和美国经济的发达使它们质疑世界上其他地区文化、制度的合理性。早在马克思·韦伯（Max·Weber）论证新教伦理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时，韦伯认为，强调储蓄、又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是基督教卡文派先提出的一个观念，而且变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逐渐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他认为因为新教在伦理、价值观上的改变，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指出，经济发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马克思·韦伯还指出中国的儒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