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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安禄山凡是晋见李隆基与杨玉环时，都不按君臣的礼节，而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他解释说：按照胡人的风俗，就是要先拜母亲后拜父亲。这种马屁拍得水平极高，怎么看怎么都透出了一股可人疼的机灵劲儿。
据说，杨贵妃曾经用绫罗绸缎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这位胖大汉子包起来玩耍，还为他行洗儿礼，一洗洗了三天三夜，李隆基不但不吃醋，还咧着嘴笑嘻嘻地赏赐他们“洗儿钱”。到最后，安禄山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入后宫，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一时间，丑声四起。李隆基浑然不以为意。
当此时，天下十大边镇节度使中，安禄山一个人兼了三个，其防区从辽宁的朝阳，到北京一线，连接到山西的太原；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个人指挥了近二十万，占全国的40％。大半个北方中国捏在了他的手里。
好像担心他造起反来力量不够似的，李隆基又下令让他做全国军马的总管。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马匹是军力是否强大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结果，安禄山将全国最好的军马几乎全部调到了自己的手上。
据说，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李隆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大唐军队从兵器库中取出的盔甲刀枪，已经全部腐烂锈蚀，根本不能使用。以至于仓促组织起来的平叛部队，许多只能手持木棍开赴前线。
这次叛乱持续八年，史称“安史之乱”（21）。
从此，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仿佛患上了恶性肿瘤，日渐走向衰亡，那些手握重权的各路节度使们，成为到处转移扩散的癌细胞。当时，节度使总揽一个大行政区的行政、军政和财政，下辖两、三个州到十几个州不等，各州刺史都是其下属。到了赵匡胤的时代，许多节度使已经世袭，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割据、叛乱、相互攻伐、敲骨吸髓般的敲诈盘剥，为害中国几近两百余年。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将节度使们曾经拥有的大权逐渐融解掉，最后，使曾经炙手可热的节度使，变成了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和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文武大员。由此，实现了帝国权力结构中意义特别深远的转变。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大体过程、由来与背景。这个故事，特别典型地代表了赵匡胤的风格。其人一生行事，大抵如此。
由是观之，应该说赵匡胤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政治家。这种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国人中极其罕见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弘大度的行为方式和气质，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上，才能培植、发育得出来。因此，翻检史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录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这和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将龌龊的内容隐藏在神圣的名义之下，通过阴谋的方式，凶残地表现出来的所谓“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儿。用今天的眼光观之，他比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几位号称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与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也不遑多让，或许还要出色几分。在这方面能够胜过他的，可能只有一位汉文帝。
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足以说明好汉赵匡胤对“卧榻”热爱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激情。他走得比这些可要远得多了。
在政治上，赵匡胤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二者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后世所谓“宰执”一词，就是由此——宰相与执政简化而来；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赵匡胤还设立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谏院的首长是知谏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监察部、中纪委和中央新闻单位的内参部门混合在一起。但是，需要了解的是，这两个部门的威权极重，经常是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都很出众的人物出任其职位。他们控制了监察与言路，气势非凡，锋芒所向，经常可以将宰相等高官拉下马。是帝国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一个推测是，之所以设立两个并行的机构，是为了防止有可能的同流合污（22）。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赵匡胤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为此，一般说来，行事相当大度的赵匡胤，还很小器地耍过一个小花样：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等等；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没有那么尊贵了，但是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品着香茗，商讨政事，轻松而且从容，于是有“坐而论道”一说；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个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侍候了，遂成为制度。那一年，赵匡胤大约三十五岁左右。眼睛昏花云云显然只是个小把戏而已。后来，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及其以后的时代，可能是心理变态的缘故，宰相们就必须跪着伺候了。从此，除了爹娘，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面前。中国人也活得空前委琐。当然，这些已经是后话。以后再说。
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做“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职衔或衔位，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做“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做“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23）
一个可能的推断是，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致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在官员任期上也相当严格。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赵匡胤不允许，下诏令百姓离去；百姓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24）。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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