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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了一阵，刘建业还是开始了发言。没办法，现在还要在最高统帅的手下混饭吃。什么人都可以得罪，只有最高统帅是千万不能得罪的，当然还有陈长官。至于其他人，多得罪一个也无所谓了。反正自己连何部长那样的军内巨头都得罪深了，还怕再多得罪一个吗？正所谓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
“法国皇帝拿破仑陛下，曾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战争的胜利属于犯错误较少的一方。在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战场形势下，双方都做不到绝对不犯错误。在这个时候，那一方的错误犯的少，错误的影响程度轻，当然最好再能抓住对方犯的错误，那么战争的胜利就会属于这一方。”刘建业一开始并没有直接开始点评，而是先阐述了一下拿破仑那个欧洲的绝世枭雄的名言。先说这句话，也是为在场的上上下下找一个下台的台阶。果然，当刘建业说完这句话以后，台下不少的国军将领们都面有戚戚。
“若就此次会战的高层组织指挥而言，至少还可看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１．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军事委员会和第九战区都曾明白指出武汉日军处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略包围中，中国军队处于外线（对日军第11军来说），是有利态势。但战略上的外线并不等于战役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并不自然化为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对战役的组织指挥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役上争取使自己处于外线的有利的态势，这是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但第九战区的战役指导方针和实际部署并非如此，从而一次又一次陷于被动。
该方针中只提到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对日军实施反击并歼灭之。这是出于以下估计：日军在突过新墙河、汨罗江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选定在汨罗江以南与其决战是有利的。这只从决战的地域上考虑，而且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本次会战中日军的兵力相当集中，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第九战区的设想与战役的实际发展不符，又没有应付意外情况的预案，这是陷于被动的原因之一。”
“再从兵力部署和使用来看，第九战区未将主力控制于外侧机动位置，无论在新墙河南岸还是在汨罗江南岸，守备部队都处于日军大兵团进攻的正面，侧面力量极弱，不可能对日军翼侧构成威胁；日军突破汨罗江后，第九战区仍按原计划将增援的生力军第26军、第10军、第74军全部摆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企图阻止日军并和日军决战，而且是逐次投入，结果反被日军各个击破，徒增伤亡。待到日军突过捞刀河，第九战区已无预备队可用。这是陷于被动的又一原因。
第九战区在作战计划中强调“应运用诱敌歼灭战法”，结果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是第九战区诱使日军就范，而是日军的快速攻势迫使第九战区手忙脚乱、处处就范。第九战区组织指挥如此，则全战役陷于被动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
“2．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11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11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8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政府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4军、第58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3．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11军构成包围，处于战略外线，态势有利。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于9月20日及以后多次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乘日军兵力集中于湘北、其他方面兵力减少之机发起反攻，特别要求攻其较敏感的要点，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也令第九战区尽可能拖住日军，以利其他战区反攻。这一想法和要求都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实施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第三、第五战区虽对日军进行了较广泛的袭扰活动，但除第三战区第100军对赣北外围据点的攻击兵力稍大外，其余兵力小而分散，没有一处打痛日军，根本不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起不到策应作用。
第六战区发动的反攻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抗战以来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日军第13师团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全歼敌第13师团部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痛快地说完以后，刘建业在众人的注视下，向一边闭着眼睛听，一边微微点头的最高统帅行了一个军礼，走下了讲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说得很好，作为革命军人，就是要敢于直言。哪怕是我所犯的错误，我也是愿意接受批评的。我们之所以要召开这样一个总结检讨会议，就是要总结经验，检讨错误，这样才能在以后的战事里做得更好。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没有人敢于指出来，那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最高统帅在刘建业走下去以后，睁开了眼睛，用浙江官话说道。
“委座所言极是，我等就是需要通过不断地总结和检讨，以利于再战。”何部长第一个站了起来，附和道。
“下面，就由军政部的何部长讲话。”最高统帅讲完以后，把何部长推到了前台。
“新20军的刘军长，奉委座之命所作的战术点评，非常的精彩。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何部长带着一丝微笑说着。
何部长在台上继续他的讲话。虽然，何部长近几年以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和以陈长官为首的中央军不同派系互相争斗上，政治上的品德也为人诟病，被公认为是国军里的头号亲日派。但是他在军事上的基本功，还是相当厚实的，再加上他在处事上的一些技巧，才始终在军内高层的位置上稳坐不倒。何部长的讲话深入浅出，让台下不少的军官们不禁点头。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是在军事上我们应该避免犯的错误和以后应该改正的地方。现在，我要向大家说一件有损我国民革命军声誉的事情。”何部长话锋一转。
说完，何部长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了厚厚的一摞照片，交给工作人员一一的分发下去，给与会人员一一传阅。当照片发下去的时候，接到的人无不发出惊叹的声音，面色变得发白。
当部分照片传阅到刘建业的手里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出来，照片上的场景，就是他下令在湘阴县城上钉死的那些日军俘虏，还有被洞庭湖水冲上岸边的日军尸体。特别是一张照片上还有一面刘建业命人在湘阴城头树立起的大旗，上书几个大字“血债血偿”。
“你何部长这是想抓住一切机会向我开炮啊？要不是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我还真地会着了你的道。”刘建业冷冷得笑着。
“也许你们要问，这是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情？我想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最清楚的。是不是啊，刘军长？”何部长得意地说道。
“我承认，这是我下令干的。而且，地点就是在湘阴县城。”刘建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面无愧色的说道。
“你难道不知道《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吗？你对此难道没有一个解释吗？”何部长对台下的刘建业质问。
“我当然有解释。”说着，刘建业从座位里走了出来，走上台来。
“何部长，能不能借你这个讲台用一下？”刘建业走到台上，对何部长问道。
“尽管用，我看你到底有什么解释？”何部长小声地说道。
“诸位，前面何部长问我知不知道《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两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知道还很清楚这两个条约的条文。1907年海牙第4公约及其附件，载明一项重要条款：在本公约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那些“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这就是著名的‘马尔顿条款’。192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确认敌对双方伤病员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无区别地予以人道待遇的原则；禁止对伤病员的生命和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