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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 ※ ※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 ※ ※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