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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慰的——（4）
鲁迅看到乡土文学在一九二〇年代发展的趋势，也试图描绘这一写作形式内蕴的矛盾。顾名思义，乡土文学源自作家对故土的深切关怀，但只有当作家被从他所挚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而且理解到他失去了追本溯源的可能，他才能强烈地体会到乡愁的滋味。鲁迅把乡愁和异域情调相对照，正点出了“故乡”似近实远的吊诡。但鲁迅的批判仍不免有残留的本体论痕迹。鲁迅认为，只有当我们失去了以往熟悉的人或事，乡愁才会出现；相对的，异域情调则来自我们对前所未闻的事物一种陌生而好奇的想象。这一对照看起来清楚明确，其实不然。当我们考虑到想象与经验，文本与现实间的繁复互动时，乡愁的界域必须重新评估。
把鲁迅的观点再引申一步，我想说明“乡土文学”在实践与修辞两方面其实都是“无根”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意义恰恰系于我们对“故乡”这个美好意象的同步（再）发现与抹消。乡土作家写出的，不论好坏，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再能体验的。他们的想象与他们实际的经验其实同样重要；他们追忆往事的姿态与那些被追忆的往事往往互为表里。既然逝水流年只能通过写作行为才能追回，追忆的形式本身或许才是乡土文学的重点。由此我们可以探讨乡土文学所遵从的模拟准则，及其对写实主义的辩证。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不可能穷尽这些命题。我只能重点勾勒我的讨论范围。
首先，乡土小说的特征在于它对于乡野人物、地方风俗、俚俗言语、节日传统、礼仪风俗等等的记述，这些特征构成所谓地方色彩（local color）的效果。乡土作家或要声称这些地方色彩来自他耳熟能详的事物和时代，但在表现这些事物和时代时，他们却必须着力于将其“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也就是说，他们得采取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在对照的基础上重新观察这些事物，才能点出它们的特色。这就像一个导游为了提起观光客的印象，将自己熟得不能再熟的景物加强描述，仿佛是从观光客的眼光捕捉前所未见的异乡情调。乡土作家之于故土形象因此采取的是一种双重视角。有别于鲁迅的将乡愁/异域情调对立，我们或许会得出不同结论。当乡土作家把故乡描写得既熟悉又陌生，把所见所闻视若平常却又另眼相看，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已经互相动摇对方的预设。
与此相应，乡土文学中的时空图式框架也比我们寻常所想远为复杂。乡土作家在处理一些传统主题——诸如新旧交替、失去童真，追忆往事——时总是不得不提及时间的无可挽回。的确，在乡土文学话语中，时间有着关键作用。于是在直线进行的时间之外，乡土作家努力另起炉灶，重整时间的顺序。他们借助记忆、想象和书写等仪式，扭转、丰富，甚至变更过去与现在。他们游走今昔，从一个时间点定义另一个时间点；他们立足现在重构往昔，又情牵往昔投射现在。可以说在乡土文学中，时间是被有意重组、“错置”了（anachronism）——因此或解放或抑制了作家与读者的绵绵乡愁。
正如“时代错置”的观念左右乡土小说的时间图式，“移位换型”（displacement）的观念则可用来描述其空间图式。前面已经提及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反讽观察，即作家想念乡土的先决条件是他们的离乡背井。事实上，“移位换型”不仅指出作家的身体远离家园，也指出其人社会位置与知识/情感能力的转换。换句话说，作家的乡愁不仅来自家园的睽违，也来自一种曾经有过、于今不再的神秘“氛围”（aura）——叫作“家”和“乡”的氛围。更进一步，在神话学与精神分析的层面上，“移位换型”指向一种叙事手段或心理机制。借着这个机制，作家对无从追溯或难以言传的事物、信仰，或心理状态做出命名或诠释，但也正因为这个机制本身的文本性和权宜本质，任何的命名和诠释又必须付诸再命名、再诠释的过程中（5）——形成无尽的演绎和延异。因此，“移位换型”暗示着乡土作家所处的状况，他借以寻觅已逝时空的方法，以及他在语言锁链中必须承担的命运。既然已逝的时空只能以中介的——因而是错置的、移位元的——方式召唤、弥补，乡愁变成一种总也难以满足的欲望，只能引生出更多回忆和更多叙事。
对于时空图式的重估使我们获得以下两个观点。第一，“原乡”作为一种文学符号，与其暗示地理学上的真实所在，只对土生土长的作家有着特殊意义，不如说它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坐标——或用巴赫汀的术语，时空辐辏点（a chronotope）（6）——你我皆可借以安置文本的根源。地点（site），如文本（text）一样，是回忆的核心所在，是个投射复杂人生经验的场域。因此，沈从文的湘西不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的原乡话语借以萌生、他的社会政治观念借以表达的所在。更重要的，文本中呈现的湘西既是沈从文的原乡，也是读者如你我的原乡，无论我们实际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第二，以上论辩让我们重新思考乡土文学的写实范式。乡土作家的文学之旅或许始于一个明确的目标：通过时光隧道，追回逝去的人物、事件和价值；勘破现实的迷障，回到意义原初的所在，而故土和家园作为象征正是此一所在的最佳象征。这里关键所在，是对于文学超越时空、重现“真实”的信念。然而在经验和象征两层意义上，乡土文学的追寻都揭露了语言与世界、记忆与欲望、历史与本源之间的裂隙。
乡土文学对童年或故土的追寻注定徒劳一场，但这一文类更戏剧化地显现了写实主义在目的和实践之间的失衡。就像现实中的家园从来不同于回忆中的样子——尤其不同于乡土作家情愿记忆的样子，写实文本注定暴露出现实的不确定性，以及世界“原该如此”却“竟然如此”的失落感。
我因此提议，我们讨论乡土写实小说的重点不只是乡愁，而是“想象的乡愁”，而非乡愁。想象的意义在于，乡愁并不是乡土文学的果，而是其“缺席的因”（absent cause）；乡愁既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文学主题，取决于多重文学与非文学因素。既然“真正”的原乡一去不返，或可望而不可及，乡土文学就总以慢了一步的书写形式出现；很反讽的，乡土作家却从描写“失去”，得到写作的理由。必须强调的是，我并不否认每位乡土作家个人经验的特殊性。但我更有兴趣探讨作家如何在心理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把故土家园的所在等同于“时间”、“历史”和“写作”的起源。想象的乡愁因此质疑潜在乡愁观念之下的本体论预设，并督促我们考察那奉原乡之名而行的文本内外的动力。
《湘行散记》与《湘西》
一九一七年，沈从文随家人离开故乡凤凰。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他在八月间决定参加军阀部队，从而迈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此后五年中，他跟随部队辗转于湘川黔的许多地方。他的军旅生涯充满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恐怖，殊不知这些经验将会为他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一九二二年，沈从文来到北京，直至一九三四年才又重返故乡。一九三七年，他在去西南的路上，也曾短暂回乡（7）。两次还乡经验使沈从文悲喜交集。他震惊于自己曾熟悉的山川美丽如昔，但也为新旧价值的互相冲突而黯然神伤。这种冲突尤其体现在湘西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地方传说逸闻仍然令沈痴迷，但他却也禁不住注意到，由于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侵入，传奇里的桃花源正急速地衰败。
沈从文两次还乡的产物是两本小说，《边城》（一九三四）和《长河》（一九四三），两本游记《湘行散记》（一九三六）和《湘西》（一九三八），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边城》和《长河》久已被誉为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但如果不参考沈的《湘行散记》和《湘西》，我们对于这两本小说的解读便难以完全。批评家传统上把这两册游记归入另一不同的文类。但有鉴于沈从文在其中装点了从地名指南、传记传说、趣闻掌故以及抒情散文等不同的叙事形式，而且写作时间与小说平行，我们就应该关注游记和小说之间形成的互文关系。两者互为补充，致使沈从文的原乡想象真正地复杂起来。
各版《湘行散记》书影
《湘行散记》和《湘西》展示了理想中“透明”的写实叙事。两部作品细腻地介绍自然与人文景观，提供种种传记方志讯息，并且全力辩证一般人云亦云的迷思和误解，务求将湘西的真实原貌揭示出来。但细读之下，我们发现两部作品中包含了明显的互文指涉，延伸并戏仿着沈从文所遵循的还乡写作的传统。首先，《湘行散记》可与陶潜的《桃花源记》并读，后者是中国乌托邦的终极文本。沈从文的还乡之旅，微妙地对应古代渔人缘溪而行、探访桃花源的路径；他对于文化地理的（再）发现和文学乌托邦的神话相辅相成。但沈从文不无自嘲地发现，不论是地理还是文本的原乡都已此路不通；要重回桃花源，他必须另寻入口。
《湘行散记》书影
《湘行散记》开篇写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还乡之旅中与一个老朋友的重逢。这位老朋友总戴一顶水獭皮帽子，其人在当地名声孟浪，原因在于他的流氓习气和招蜂引蝶的习惯，以及颇为反讽的，还在于他赏玩字画古董的癖好。对于沈从文，这位朋友“也可以说是一个‘渔人’，因为他的头上，戴得是一顶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这顶帽子经过沿路地方时，却很能引起一些年青娘儿们注意的”（8）。这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擅长”寻觅的“桃花源”不在远山之中，而在女人的身体上，正如这一章结尾处这个朋友讲的荤俗笑话所示。与如此一位朋友、一九三〇年代的“渔人”结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