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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动历史变化的洪流吗？它看似恒久的宁静，是否仅是其惰性的标志？沈从文所看到的是否就是它所“想”要看到的？徘徊在对历史偶然性的不同读解之间，沈从文对自己也不再确信：“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40）这种意义的内在自我磨蚀，比起来自外部世界的、线性的历史侵袭，是更为危险的力量。由此在《湘行散记》和《边城》、《长河》等作品中便有了真正的痛苦和焦虑。
时间与空间、历时性与共时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另一篇小说《静》（一九三二）中得到更细腻的呈现。这篇小说严格遵循抒情叙事将时间“空间化”的模式。核心人物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岳珉，她和她的家人为避战事，栖身异乡的一处小楼。暮春时候的一个午后，岳珉从晒楼的屋顶上四处眺望。通过岳珉的“观望”，我们看到云影移过天空；隔壁房顶上一只脱了线的风筝；从船屋里隐约传来的喧哗；船夫和船客之间的争吵；婚礼上的乐声；在河边洗衣的小尼姑，这些场景融为一体，正是一帧田园美景。唯一的“动作”是岳珉五岁的外甥北生做出的，他调皮地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
岳珉的观望使沈从文得以自由表达他对于幻景和空间的敏锐感受。在屋顶上，凸出的是直观与空间的位置，在楼下的则是历史现实的流徙。正在打着仗，岳珉家里除了北生之外，全是女人，他们在逃难的途中进退维谷，手头拮据，也全无父兄的信息。更糟的是她的母亲病重，奄奄一息。岳珉也有她自己的烦恼。十四岁了，她独自面对青春期的欲望和恐惧，孤立无援。只有在屋顶上向外眺望的短暂时刻里，她得以尽情想象，饱览景色，遐想未来，尽管那未来吉凶未卜。为了使女孩子的视野尽为读者所知，沈从文运用她的眼光来看世界。岳珉登上鄙陋的屋顶，这一动作充满二元形式的象征，诸如楼上/楼下，想象/现实，和平/战争，生命/死亡，苏醒/梦幻，性幻想/宗教禁欲（婚礼仪式/孤独的小尼姑）以及抒情/写实。
然而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阅读此作，就不难发现这些“对立”或许是事物一体的两面，而在平静如死水的生活背后，更有着时间洪流的运作。岳珉在楼上的观望并不能持久；相反的，她自己和她的外甥在两层楼间的往来一再打断了她的凝视欲望。她在楼上所度过的时间片段被暂时框定起来，给人以凝固恒定的错觉。但在更大的时间背景中，楼下的生活比起楼上来，才更是历史与现实的悬置：岳珉一家困居异地，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岳珉每次回到屋顶，并非漫无目的地乱看；而是对她片刻之前在楼下的所见所感，在事实上及在想象上给以“置换”。既然下面的世界被暂时悬置了，岳珉在屋顶看到的景象便不再是下面世界的对立面，而构成了它的梦幻般的应和，或是想象中的“修补”。因而楼上楼下间的跑动，在此提示了这两个世界看似不同，其实真是近若毗邻，也提示了时间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循环上升过程。
小说结尾，沈从文关于时空的精妙处理变得更加复杂。岳珉下楼短暂地看顾了母亲之后，又回到屋顶。除了那个早熟的丫头正在“偷偷的用无敌牌牙粉，当成水粉擦脸”（41）之外，家里人都睡着了。几分钟前，听到隔壁有人拍门，岳珉心头一惊，满心希望是父亲突然回家来了。但“一切又都寂静了。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谓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42）
这最后死亡的信息坐实了那一直萦绕楼上楼下两个世界的黑暗力量。它表明了在宿命面前，这两个世界的相似性，同时它也提醒读者小说中叙述者鬼影般的存在。叙述者宛如处在另一时间接口中，想象着岳珉纯真远眺的情景，同时让读者先岳珉和她的家人一步，得知已然发生的噩耗。由此而生的一种反讽认知效果。可以称之为“反灵光乍现”（anti…epiphany）。沈从文的叙事在不同的时间与认识层面之间动摇，因而造就了一种颠覆力量，打破了多数写实作家自以为所踞的坚不可摧的现实基础。
小说对于时间的诠释甚至延及文本之外。读者或常忽略紧随文末的作者附记：“萌妹述，为纪念姐姐亡儿北生而作。”（43）现实中真正死去的是那个孩子，而非父亲。这段附记对小说关于时间和历史的省思添加了一个更为微妙的转折。它不仅颠覆了文本的界域，再次模糊了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线，而且在“叙事”层面上实现了梦与真、生与死的互相置换。
岳珉站在摇摇欲坠的晒台上举目四望，她的姿态烘托出故事演进之中外弛内张的节奏。在楼上楼下，屋里屋外的对照之外，沈从文的抒情特质更来自生命感知内容的相互消长补充，或来自于不可逆的现实的梦幻逆返。想象远景（愿景）的力量在此得到确定。但沈从文明白，这一愿景毕竟不能排除时间/灾难的惘惘的威胁。历史的无常和心象的变迁互相浸漫，左右读者（及人物）对生命的观照，直至我们意识到死亡的无所不在——死亡既破坏、又加强了抒情感触。
在《生》（一九三三）中，沈从文为他的时间观找到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篇小说讲述北京城里一个老卖艺人的故事。老人的绝活是一对真人大小、连在一起的傀儡道具。老艺人套上一个傀儡的身子和另一个的腿，然后蹿动身体，就好像他是在和对手摔交。两个傀儡分别叫王九和赵四，无论打得多激烈，最后总是王九赢。读者直到最后才知道，那老艺人的表演不单纯是为了挣钱。两个傀儡的摔交再现了十年前的一场打斗，老人的独生儿子王九就死于那次打斗。
老人通过表演自己的家事来娱乐观众。在模拟表演中，他不仅让自己的儿子复活，也扭转了那场真实的打斗的致命结果。但由时间造就的另一种反讽使他的演出失去意义。小说结尾这样写道：“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44）闲闲数笔，与其说给读者带来迟到的诗学正义（poetic justice），不如说使我们瞥见人世命运的始料未及。为了替儿子报仇，老艺人不得不让儿子和他的死敌在傀儡戏里全都复活。他不仅扮演儿子，也扮演凶手。他的复仇意志因而促生了意料不到的慈悲：儿子和凶手不断死里复生，活在老艺人的表演中。这种伦理和时间上的暧昧意味在他每一次的模拟中都重演一次。
老人表演的仪式化效果主要是通过对迭代语气的运用得以表达，这种叙事模式也见于沈从文的大多数作品之中。迭代语气模式指的是“一次性的叙述表达”，却“用以描述同一事件的多次发生。”（45）也就是说，它把一段时期内反复发生的事件浓缩进一次叙事中，因而制造出了事件历时的共时重叠。以老人的摔交表演为例，他每日的行为都被描写得如此恒定不变，这便突现出他想要截断时间、阻止儿子之死的重复企图；读者只有在回溯中方可意识到时间的存在，正如只有在结尾处才明白实际发生的故事。与此相应，老人与过去的搏斗，便映衬出迭代语气模式与线性叙事模式之间的搏斗。小说的语法模仿了它所描写的事件。
在以下的篇幅里，我将讨论沈从文如何处理历史叙事的基本主题之一：战争和战时生活。在普遍意义上，战争、暴力和死亡构成我们对历史“事件性”的认知，在沈从文笔下，这些事件也显得与传统战争叙事极有不同。由于他少年时代的军旅经验，沈从文能以一般作家所不能企及的方式描写军营生活，并从士兵的视点对中国乡村社会做出独特解释。低层官兵的无聊生活（《入伍后》，一九二七）；他们的浪漫冒险（《连长》，一九二七）；血腥的杀戮（《黑夜》，一九三二）；致命的任务（《过岭者》，一九三四）；无谓的牺牲（《早上——一堆土一个兵》，一九三三），这些作品构成沈对于军中生活一种既刺激惊险又无聊琐碎的观察。这一生活的内容和节奏形成它自己的伦理内涵，使任何浮面的评说或苛责都将显得过于简化。
沈从文描写军中生活的作品明显缺乏一般军事小说那种语境背景，因此很难使战斗的必要性和讲述战斗的叙事模式合理化。在军营生活的非理性和武断性，与强加其上的有关“正确”战争叙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观念之间，沈从文注意到裂隙所在，并企图以抒情话语作为替代。以《我的教育》这个中篇为例。起初它看似一段自传，写的是作者驻扎槐化期间在一个七十人的部队里的生活。沈的叙事以日记形式，由二十四段互无关联的段落组成。所述活动范围，包括例行检阅、公务，在修械厂玩耍，旁观土匪砍头，追捕逃兵，赌博和做白日梦等。这些活动从未形成一个整体，只是一系列不连贯的琐事。对结构上的断裂之处，沈从文也并未刻意填补。既然他压根不想从无序的生活中遴选排序，因而一切事物都（仿佛）直接而杂乱地涌进叙述者的意识。然而，这杂乱的背后隐含了尖锐的迷惘感受，以及对军中生活高度反讽化的表达，这段军中经验影响了一个年轻士兵作家的意识，仿佛千万人的流血不幸只为成就一个艺术家。与此相仿，我们可以把《从文自传》当作《我的教育》的扩充版来读，因为它也通过个人命运的细微曲折，重塑家国历史。
由于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基础，沈从文描写战斗或行军每每突出散乱的情感抽样和心理印象，并不带来自觉认知的聚焦。在《黑夜》中，两个年轻士兵暗夜泅水，穿过敌人火线传递情报。尽管有随时送命的危险，他们执行任务仿佛是被催眠了似的，有如游戏。无论奔跑或是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