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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抒情和反讽中都看出自我放纵的危险。过度的抒情表达招致自我陶醉，而过度的反讽话语则导致能指的轻浮游戏。对于沈从文小说中抒情与反讽相互对立的矛盾因素，我们应有更复杂的理解：这些因素不仅仅是修辞上的装饰，而且表明一种批判态度。沈从文小说所具备的“大象无形”的品格，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创新手段，不如说是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此种人生观念拒绝为意识形态或美学的规矩所囿。
沈从文小说中抒情和反讽之间的互动关系可在以下三个互相勾连的层面上加以讨论。首先，通过写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明显付诸阙如之物，或运用和现实格格不入的修辞，沈从文在作品中形成一种只能从否定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批判意图。在沈从文的话语中，“应该说的”和“实际所说的”之间的差距，可以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恰如他对《边城》的阐说所表明的那样，沈从文想在他最具抒情性的叙事中引入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8），与嘈杂、堕落的现实状况相对立，从而造就伦理启悟的必要性。但这种和谐人际关系在现实中无从得见，而只能在言说的裂隙中窥其大概（19）。
这一观点把沈从文纳入到乌托邦写作的传统中，同时它也很容易被自以为是的批评者简化为一种模仿理论的延伸。例如，近年不少学者为了要把沈从文重新置入现代文学主流，提出沈的抒情叙事仅是他的“表面”，而这表面是以负负得正的方式揭露了现实毫无抒情可言的“底细”（20）。此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它忽略了沈从文作品中复杂微妙的抒情辩证：它不能解释当沈从文即便是直面社会政治混乱之时，究竟何以，及何能，以诗的精神气质感染我们。
其次，沈从文的叙事使他不仅能质疑抒情和写实在语义、语法上的拟真性，并且也可质疑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容。当多数写实作家视涕泪飘零、义愤愧怍的修辞为描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唯一选择时，沈从文坚持以抒情叙事的形式达到更深的层次，其实有一刀双刃的批判性。无论我们初读的印象如何，沈的这种批判式的抒情叙事还是暴露了“呐喊”、“彷徨”式风格、主题的片面性和排他性；它也揭示出露骨的写实主义（hard…core realism）在执行其使命的同时，即已耗尽底牌。在五四后的作家手中，露骨的写实主义一向被视为人道主义主题的专属文类，成为自以为是的精英分子观察与议论下层阶级的一种典范方式。写实叙事始于促使作家清楚地观察世界，但终于造成他们的盲点；他们对现实的剖析变得狭窄甚至扭曲。
沈从文以抒情方式处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因此不啻是甘冒大不韪之举。它将传统的抒情范式和现代的露骨写实主义范式合为一谈，从而质疑这两者先验自主的范畴。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之注意到一个事实，即除了假托反映外在真实之外，写实文学是一种不断嬗变的话语模式。沈从文对抒情与写实话语的重组，将写作的核心从“事件”系统移至“话语”系统，这就使得事件可以在符码的语境里不断被理解、省思、重组。因此这也可被看作是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形式上的标志。
我要阐发的第三个观点是，沈从文抒情叙事的反讽意义，并不只像以上第一个观点中所提出的那样，仅是来自对现实的否定性读解；也并非如第二个观点中所说，只是出自对文类界线的逾越；而是也同时产生自于他对叙事的表面含义的有意颠覆。此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沈从文如何把反讽用做为一种自觉的修辞模式，这一模式并不指向诠释外在或教诲倡导的技艺，而是指向一切语言的本质构造。沈从文小说常常看来一清如水，没有深意存焉。而这样的表层结构很可能就是它的深层结构：它总是拒绝诠释学上的深文周纳，因为文字就是文字，除此别无其他。当我们反思沈从文的语言哲学和诗学时，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清楚了。
沈从文对语言文字的纯粹形式及其诗性效果的信念和“敬畏”，不应仅仅被视作对风格技艺的偏好；毋宁说，它开启了艺术家对现实的想象闳域。他的（抒情）诗性世界观要求对作品的语言表面，与对作品背后的“深层”含义，给予同样多的关注。“现实”不会呈现自己，“现实”总已被呈现。如果文学对生命的表达实质上是修辞排比操作，是语言的形式展现，而非逻辑预设的产物（例如露骨的写实主义或任何意识形态的准则），那么文本便可暂时逃离物与象间的决定论牢笼，而得以自由表达其对现实的构想。因此，强调语言和诗意表达，也就是肯定“想象”世界的无限而非有限可能的选择。这是人性的选择。沈从文对文本和世界的反讽观点发挥到极致，便消解了写实和抒情，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区别，申明了所有语言根本上的构造本质——也就是诗的本质。这就解释了沈从文何以能在直面混乱、惨淡的生命时，仍能传达出诗意的镇定。
这种特殊的文学模式绝非马拉美式虚无主义的中国变种，也不像后结构主义论述那样，使叙事坠入无限延异、解构的“深渊”（mise en ab？me）。老舍在他最好的作品里会使反讽变成压倒一切的修辞模式，但沈从文并不如此。我们必须理解在沈从文的抒情和反讽的混杂表达背后深刻的伦理关怀。这种伦理承担至少有一部分源自于中国诗学传统的伦理意图（诗言志），也来自于沈从文个人面对生命荒谬的存在（包括那些为解决生命不义而出现的种种决定论），所油然而生的抗议精神意识。沈从文杂糅了修辞形式和主题材料之间的不和谐之处，铸造出人性极尽曲折的情感能力，用以因应任何一种道德/政治秩序中不请自来的矛盾。抒情话语使他得以强调语言的创造力和人性感知的自由性；同时反讽话语又引导他去质疑，但不是摈弃，对于生活的一厢情愿的寄托。只有当这两种叙事模式互为映照，互相“抹消”——套句解构主义的陈腔滥调，我们才能领悟到，沈从文的艺术在于用最微妙的方式，表达出五四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
志怪述异
我将讨论沈从文的第一组小说属于志怪述异故事一类。在许多作品中，沈从文触及往常认为不适于抒情话语表达的题材，他的故事写得如此残酷，以致似乎完全远离了温柔敦厚的抒情要义。
砍头即为此类题材之一。批评家极少论及沈从文为何以及如何描写这种残酷的极刑，更不用说它与传统抒情题材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这个题材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构成了沈从文追述童年和军旅生涯的重要部分，而且也因为它是沈的激进抒情的绝佳例证。更为重要的是，沈从文对斩首的兴趣使人联想到鲁迅最出色的几篇短篇小说，其中同样萦绕着无头断肢的残破意象。这两位作家的砍头故事互相映照，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指向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观念之一，即有关写实主义写作的伦理和审美限度的观念。
沈从文涉及砍头的作品包括《我的教育》（一九二九）、《黄昏》（一九三四）、《新与旧》（一九三五）、《黔小景》（一九三一）、《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九三〇）、《从文自传》（一九三四）和《湘西》（一九三八）等。砍头被写成民初地方政权使用的一种寻常刑罚，尽管更为先进的刑罚技术（如枪毙）已然被引进。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讲述苗族土著在晚清时期的叛乱失败后成千地被斩首；辛亥革命前夕，当地策反者被捕后都以砍头的方式被处死；尤其在军阀盘踞之处，这种残忍的行刑方式更被刻意保留（21）。儿时的沈从文目睹过成千的头颅在城墙上悬挂示众，或被随便丢在河边等着家人捡拾。更加骇人听闻的，是他述说士兵时常捕杀无辜农民，好凑够每日砍头的配额；砍杀太多人后，他们甚至让俘虏用一种类似抽签的仪式来一赌性命。赢者获释，输了的只能听天由命（22）。于是，以下这些情景都变得屡见不鲜：赌输的农民跟狱友诀别，恳请他们代为料理家中后事（《黄昏》）；忧伤的男孩走山路回家，挎篮里装着父兄的头颅（《黔小景》）；或者更加令人发指的情景是，大批尸体被丢在河边，一任成群饿狗你争我抢（《从文自传》）。
《柚子》书影
砍头示众如此残忍，自然成为新文学的“创伤”象征。五四之后的作家或痛诉中国刑罚体系的落后，或痛惜旁观这种血腥场面的看客的麻木不仁。鲁迅《〈吶喊〉自序》、《示众》、《阿Q正传》、《铲共大观》）和王鲁彦便都如此。王鲁彦在他的短篇小说《柚子》中曾强烈批判湖南的斩首示众“表演”，他嘲讽那些看客无异买柚子的心态（23）。以他的背景而言，沈从文必定比他的同辈作家目睹过更多砍头大观，他理应更有资格来见证如此杀戮的不公与兽性。但在上述作品中，对于砍头，他的态度即便不是心平气和，也是模棱两可的。除了他低调的人道主义感喟之外，关于这种古老的极刑，他似乎总是“别”有话说。在《黔小景》中，砍头场面仿若镶嵌在一幅关于贵州生活的印象式画面中的一点装饰。在《新与旧》中，沈从文描述一个职业刽子手在他精湛的技艺为更现代的行刑方式取代后感到的自我失落，竟透露出一种黑色幽默。在此我们为之唏嘘的，与其说是那被砍头者，不如说是那砍头者。在《从文自传》和《湘西》中，对于不同情景中被杀的众多死者，沈从文总保持一种回顾的心态，其中既有反讽意味的好奇心，也有一种理智和情感上的距离感。
《新与旧》书影1
《新与旧》书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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