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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对战争的态度渐趋复杂，所以瑞宣不曾像老范那样受什么从天而降的惩罚。我们看见他帮助幼弟逃跑，安抚不幸的钱家，叹息着、流着义愤的痛泪，在一次又一次的丧事中主其事（包括他自己父亲的丧事）、谴责自己、苦痛折磨，但他却总有理由不去面对最后的决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是唯一能留下来照顾祖父、母亲和孩子们的人。他受良心谴责而痛苦万分，但又似乎苦中有乐。听到少年时爱国革命的偶像汪精卫竟背叛祖国，在上海建立伪政权，瑞宣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他甚至把自己与叛国者做了一番比较：
……汪逆以前的一切，由今天看起来，都是假的。他自己呢，明知道应该奔赴国难，可是还安坐在北平；明知道应当爱国，而只作了爱家的小事情；岂不也是假的么？革命，爱国，要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假的，中国还有多少希望呢？……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人了，他只得在这里变小小的戏法。
……这都是假的，都是魔术，我和汪精卫没有多少分别！（48）
像这样的念头延续了一页又一页。要不是他的幼弟在全书接近尾声时回到家来，教训了他一顿，让他参加由钱先生组织的地下工作，瑞宣很可能就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整个战争，做不成一件“正面”的事情，使自己成为战时“畸零人”（the superfluous man）的最佳代表。
另一方面，《四世同堂》的闹剧层面由一大群小丑联合演出。他们上承老舍《老张的哲学》中的丑角人物造型，投机、诈骗、伪善、假冒，无所不为。这些人现在成了新政权底下的新贵，上演一出接一出的混乱大戏。在一部充满爱国言论、泪水与感叹的小说中，这些小丑其实提供了我们意外的调剂。
在上一章我们曾经讨论过，老舍在处理丑角时采取的是不同的论述法则。他呼应晚清谴责小说的叙事姿态，一方面不齿这些小丑的道德败坏，但另一方面以一种嘲弄的社会学角度，罗列，甚至研究他们的恶行恶状。老舍取笑这些小丑，尤其是当他们发明各种连环巧计、自欺欺人的时候。不过无论老舍笔下的卖国贼们再怎么蝇营狗苟又异想天开，却很少上达权力的高层。他们最擅长的——或说老舍认为他们最危险的——是闲言碎语、狗咬狗、买卖芝麻点大的官位、背叛家庭朋友、非法赚点小钱、乱追好人家的女子。而这些绝大部分都只是危及个人与家庭价值的举动。
小说中汉奸的家业兴旺也让老舍质问：除了日本人，这场战争还能怪谁？日本鬼子不用说当然是罪魁祸首，然而老舍也强烈暗示，卖国贼与漠不关心国事的中国人也同样该为国家的遭难负责。与《火葬》一样，《四世同堂》对侵略者的描述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小说反而揭露了一大批汉奸，他们利用日军的侵略来剥削伤害自己的同胞。正如代表老舍立场的钱先生所说的，汉奸“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49）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书影
我们现在可以说明《四世同堂》“家庭化”的方向有二。老舍不仅借家庭互动来描写国际战争，更强调日本人外，我们是在与内部的敌人作战。《火葬》及《四世同堂》里的汉奸、《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官僚投机分子等，他们对国家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侵略者。我们甚至可以说，老舍的爱国小说谱系中，汉奸，而非日本人，才是最大的威胁。
《四世同堂》的大群小丑中，浑名大赤包儿的冠太太堪称其中佼佼者。她是老舍小说中唯一十项全能的女丑式恶棍。冠太太外貌俗艳，不知良心为何物，“她比她的丈夫的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像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打两整天整夜的麻雀牌，而还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50）大赤包儿虽然是传统“坏女人”（femme fatale）的戏仿版，但是她对男人倒颇有一番魅力。借着丈夫的帮助，小说前两部的恶行劣迹多半出自她的手笔。她兢兢业业地奋力工作，“她的装三磅水的大暖水瓶老装着鸡汤，随时的呷两口，免得因勤劳公事而身体受了伤。她拼命的工作，心中唯恐怕战争忽然停止。”（51）
小说进行到一半，大赤包儿已经如愿得到妓女检查所所长的位置。她巧妙地运用这个位置，从卖身女人的身上再榨出油水。想要通过健康检查的妓女，稍经指点就会认大赤包儿做干妈：“彼此有了母女关系，感情上自然会格外亲密；只要她们肯出一笔‘认亲费’，并且三节都来送礼”（52）。做了全北京妓女总干妈的大赤包儿现在等于是在组织一个大“家庭”，如此一来，根本颠覆了老舍心向往之的家庭基本价值观。她也被看成是妇女道德最大的败坏者，特别是威胁到每一个年轻女子的贞节。即便如此，大赤包儿还是坏得颇具娱乐效果。老舍将她描写成一个要命的老饕、谣言家、购物狂，以及一个品位低下的服装设计师。很少有读者能忘记她怎么“救活”了唐代服饰与发型，使之成为北京最新的流行。“她非常的大胆，硬使不调和的变成调和。……像万里长城似的，虽然不美，而惊心动魄。”（53）
大赤包儿与日本人打交道做生意，无往不利，而相反的，冠先生却一事无成。老舍其实在他身上投注了比大赤包儿更多的想象力。冠先生并不是某种喜剧刻板角色的翻版。他的小丑行径包含着对北京生活中文化符码的精确参照，也是所谓“北京士绅”琐碎化了的象征。对老舍来说，冠先生代表一个原本可敬的人物在战争中能坏到什么程度。冠先生礼数周到、相貌堂堂，本是老北京文化的最佳产物。他生活悠闲自在，吃穿讲究，长于交际，谈吐做文质彬彬有学问状，闲暇时听听戏，四时游兴不衰。然而冠先生缺少的却是一份真正的国家和民族感：北京城里谁当道，他就向谁卑躬屈膝。在新的日本政权底下，他同样也在渴望着成为一颗众人瞩目的明日之星。
但冠先生却一直无法在傀儡政府中找到一份差事。他的失败，让老舍看到沦陷的北平正上演着一出奇异的悲喜剧。冠先生与其他的小丑（包括他的妻子）不同，因为他身上带着所谓“京味儿”——他本人也为此沾沾自喜。他善于假冒伪善，认为玩弄乾坤也要品位超群。他认为日本人多半欣赏优雅，于是就摆出一副精通诗词的姿态来打动他们。他还绞尽脑汁，为他太太的职位找个雅称：根据他天马行空的文字考证，大赤包儿不应该叫作北平“妓女”的所长，而应该叫“织女”的所长才对。他注意到日本人对数字特别迷信，所以拜访日本朋友时，总是准备三份而绝不是四份礼物。他甚至还精于计算亲朋好友的吵架时间，以便自己在最佳时刻出现，充当调人。冠先生自觉尽善尽美，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北平沦陷之时，他的糟糠之妻与其他那些猥琐的汉奸能坐收大利，他自己却一无所得。在这一点上，老舍对北平的思慕起了特别暧昧的转折：难道当北平沦陷，连“京味儿”的坏蛋也失根了？
因此冠先生是个经历“存在”危机的小丑。“他奔走得比谁都卖力气，而成绩比谁都坏。他急躁，他不平。他的过去的经历与资格不但不足以帮助他，反倒像是一种障碍。……他几乎要失去自信，而怀疑自己已经控制不住环境与时代了。”他的怀疑使他猜度“日本人的攻占北平一定有点错误，要不然，怎会没有他的事作呢？”（54）。在一部充斥着刻板角色的小说中，冠先生不合时宜的风度与他遭遇的挫折反使他成了少数的“人物”（character）之一。
更意外的是，冠先生与“北平的哈姆雷特”祁瑞宣成了绝配：他们是沦陷的北平市里最不快乐的两个人。他们的理想固然天差地远，但两个人都很清楚“应该发生”与“正在发生”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无论是祁瑞宣爱国主义的不断延宕，还是冠先生汉奸事业的屡战屡败，老舍在其中都看出同一种无常的因素，与理性背道而驰。祁瑞宣最后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而冠先生则在油尽灯枯之际，仍然竭尽所能去满足日本人的要求。这两个人的角色设计背后浮现着一种相当无奈的苦笑冷笑，而这又带我们回到老舍写实观的荒谬底色。
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寄予最多私人感情的是一个隐形角色，就是北平。整部小说处处充满了他对北平的回忆和爱恋。他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重庆或遥远异乡的美国写这部小说，但是他热衷描述的却是各个季节北平的不同景象。他回忆着老城的气味与景致，“笔下的温柔情感他早期的任何作品都比不上。”（55）《四世同堂》讲的本来是北平如何失去了往日的美丽，但小说结果却成了这个城市的最佳参考书，巨细靡遗地描写北平的四时景色、风味食品、社会习俗、生活情调等等。因为战争，北平在老舍的想象中显得生疏了，反而被赋予了一种比往昔都更加美好的文学意象。
小说的下层阶级角色构成了北平大众生活的精彩“活人静态画”（tableaux vivants）。这些角色包括黄包车夫、理发师傅、搬家工人兼葬仪工、放洋片儿的、英国领事的管家、警察等等。老舍自己生于贫困人家，对这班人的生活非常熟悉，下笔之际充满理解与同情。他们在战争中都受了苦，但是如果我们想想《骆驼祥子》的祥子或《我这一辈子》的老巡警，那么北平在战前的生活倒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爱国情绪似乎已然超越了来自社会自身不义的痛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舍有意以北平的沦陷为理由（或借口），来合理化沦陷之前已有的问题，像是下层阶级的贫贱、社会政治的动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