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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老舍认为战争唤醒了中国，形成新的道德意识。正如他未完成的小说《蜕》（一九三八）的书名暗示的，战争迫使中国人经历痛苦但必要的蜕变。所以，学生认识到课堂以外的责任，公务员更加努力工作，连老人都自愿掩护年轻的游击队活动（《人同此心》）。这种对改变的期待像魔术一般，足以让代沟消失（《杀狗》）；让真爱出现（《一块猪肝》）；让同胞之情更强（《人同此心》）；让婚姻关系受到考验（《一封家信》）；让社会的坏成分受到公众的嘲笑（《东西》及《浴奴》）。我们几乎要以为虽然日军占领之下，虽然有残酷的追捕、羞辱、杀戮，但战时的社会竟比战前有更多脱胎换骨的机会。
不过，尽管这些故事充斥爱国修辞，但每当现实因素切入，一种不确定感便油然而生。这在老舍处理主要人物——多半是学生及都市知识青年——时看得特别清楚。他试图将正面质素注入到他们身上，结果却常常把他们描写成眼高手低的人物。他们动不动就颠踬踉跄，因战争而受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行动的决心，而是因为他们给自己的任务远超出自己的能力。因此与老舍意愿相反，一出因爱国而“蜕变”的好戏往往有变成身份错乱的悲喜剧（tragicomedy）的危险。例如，《人同此心》里的学生暗杀队与老舍心目中的理想英雄算是最接近的了，但他们的暗杀活动与其说让我们血脉贲张，倒不如说更担心他们力有未逮。别的角色，例如《杀狗》的杜亦甫、《一块猪肝》的林磊、《一封家信》的老范等，就更加脆弱不堪了。他们准备献身战争，但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采取什么行动，而一旦付诸行动，又漏洞百出。这些人物苦于虚掷的焦虑与罪恶感，让我们不禁再次想起老舍笔下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如《二马》的马威，或《离婚》的老李。
老舍自己一定也发现他的人物有这些意外的弱点，因此思有以正之。他的两部战前小说的主角可以流亡出走，但战争却不允许任何人自外于他应尽的责任。杜亦甫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老拳师，但他能教导有学问的儿子如何面对日军的迫害，展现了“忍”的真谛；林磊对战争做长篇大论的哲学思考，于是被女友羞辱并抛弃。至于《一封家信》的老范，把妻子家人留在北平，自己只身到武汉的战时政府工作。老范虽然爱国，却不能不顾他那不值一哂的老婆。北平陷落之后，她选择留下来过轻松日子。老范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满足她的需求，结果有一天他刚收到她又要钱的来信时，却被炸死了。这对一个（包括老舍自己？）让思乡之情搅乱爱国情怀的人来说，不啻上了最残酷的一课。
老舍对知识分子的人物如此刻薄，奇怪的是，至少在他早期的战争小说里，卖国贼与投机分子却常能逃过报应，日渐坐大。从某方面来说，他们是被放在另一种道德范围里，令人想起老舍战前小说里的一系列诡奇人物。我们不只是轻视他们，我们还笑话他们。在《东西》里，两个归国留学生，一个来自日本，一个来自英国，在日军占领北平之后重逢了。他们一起研究海外经验在新的傀儡政府中能派上什么用场。在精打细算之后，他们共同到社会福利局去找工作，好让他们能得到掘墓（找宝藏）的权利。他们追随老张、小赵这些“前贤”，为读者制造狂欢的混乱与意外的鬼趣。
《浴奴》的例子更为有趣。两个北平澡堂的服务生有心在新来的日本客人身上大发利市。以迎合日式澡堂为名，他们准备开办私人“浴伴”业务，其实就是把澡堂变成妓院。他们不经过老板同意就这么做了，反正有日本人撑腰。故事发展至此，听来只不过是两个投机分子的闹剧。真正让人不安的是故事的结局。这两名“浴奴”揣摩东洋口味，找了一个雪白粉嫩的女人好钓客人上钩（42）。可是，她原来是个贞烈的寡妇，一心找机会给她战死沙场的丈夫报仇；下一幕里，她竟勒死了客人，然后逃之夭夭！两个服务生倒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是老板被执行死刑，到死都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老舍那位肉乎乎的女刺客满场飞舞，俨然颠覆传统戏剧里那些贞节烈妇的形象。然而她竟顺利完成任务，让我们跌破眼镜。相对的，澡堂老板则是死得不明不白。就算我们说他罪有应得，日本人来了还开什么澡堂，但那两个始作俑者的“浴奴”该怎么说呢？其他那些大汉奸又怎么样呢？老舍的报应观——如果有的话——显然牛头不对马嘴。在突出沦陷区生命无常外，老舍这个故事包含了一种相当犬儒的想法，而这本来就是他战前小说的特征。莫知所由的灾难随时会降临，而我们只能无奈地讪笑，并且认命。老舍喜剧视野中的非理性暗流其实潜藏在他的抗日小说中。
《贫血集》书影
老舍的第二本战争小说集《贫血集》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版。与《火车集》比起来，这个集子无论在主题或风格上都有明显的转折。战争延宕多年，磨钝了老舍原先指日凯旋的期望。而后方艰困的生活以及政府官僚的腐败也榨干了他对社会重建的信心。《火车集》中处处可见的爱国高调今已不再。新的作品中有的，是对现实“应该如何”却“居然如此”之间冲突的认知。这种姿态在《不成问题的问题》的题目与内容中都得到了最佳陈述。
《不成问题的问题》以寓言的形式出现，其实是讽刺战时首都重庆的社会问题。故事发生在远离前线的一处美丽的农庄。农场上的每个人都看似和蔼可亲，工作勤奋，但是有一件事不对劲：农场生产的食物虽然质量又好又有赚头，但收支总是不能平衡。为了抢救农场的危机，于是找了新的主任来解决问题。令新主任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在人畜兴旺、花红柳绿的表象之后，这个农场其实早被官僚作风的缺乏效率、劳逸不均、盗用公款、偷窃频仍等问题寸寸啃蚀。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前任主任丁务源。
此处所隐含的社会/政治寓言不难解读。更有趣的是丁务源这个角色的刻画。丁坏事做绝，正好代表老舍笔下喜剧恶棍行列中的最新产品。与老舍前此的恶棍不同的是，丁务源身上竟没有一丝一毫丑怪人物的特征。他热心、幽默、世事练达，是大好人一个，而且是各种游戏比赛的最佳主持人。然而，他太“好”，好到贿赂与偷窃得以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他“受欢迎”，所以能组织工人对抗新总管，他“善交朋友”，所以竟能买通新总管的夫人刺探自己的丈夫。在这个中国“达尔杜弗”（Tartuffe；法国剧作家莫里哀［Moliere］著名的喜剧骗子）的魔力下，农场几乎是在一种其乐融融的催眠状态下运作。新总管才是大家的公敌；他早就注定没有什么好下场了。这个故事其实有一篇战前短篇小说的前身，即《铁牛与病鸭》，这篇小说也是处理两个农场管理员的，而胜利自然属于邪恶的一方。不过，《不成问题的问题》描写一个完全无法看清邪恶的社会，悲观处倒是令人想起《猫城记》。
老舍鞭挞的对象不只是自愿被伪善者欺骗利用的社会大众，他也指责像新总管这样的人。面对坏人他毫无招架之力，只会空言自己道德无瑕。当然老舍最深的义愤还是留在大恶棍身上。丁务源之流的阴险狡诈是老舍从前的道德谱系所未及设想的。他以前的喜剧坏蛋姿态丑怪，动作惹笑，绝对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恶棍却浑然天成，平凡得简直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老舍的叙事者与主角站在一边，当然看得出丁务源过分热心亲切宽厚中的伪善。但到了故事结尾，坏人还是打败了好人。
《不成问题的问题》有时提到进行中的战争，却只是让故事更加苦涩。农场离前线有数百里之遥，它的危机怎么也与敌人扯不上关系。老舍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当每一个人都为救国而勤勤恳恳地工作的时候，到底我们“里面”出了什么问题？问题总是在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出现。荒谬感笼罩着整个故事，把老舍的犬儒怀疑姿态发挥到了极致。
《贫血集》中其他的短篇也透露了老舍模棱两可的动机。例如，《恋》描写一名知识分子如何被迫接受一份日本人的工作，好保住心爱的古画收藏品。老舍探索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汉奸的复杂心理，也为战争带来的不同反应而深有所思。他也理解不论对或错、软弱或坚强，这些反应其实都是人情之常。我们注意到他以前有关汉奸的小说——如《东西》——中那种轻侮夸大的风格，现在被一种较为沉重的笔触所取代，而他的同情可以及于他要批判的人物。这代表他的写实姿态的转变。
《小木头人》原来就是当儿童读物写的。这篇小说重写“小木偶皮诺丘”，却非常失败。小木偶想为被日本炸弹炸为荠粉的舅舅“小泥人”报仇。这木偶英雄脆弱不堪，而他想完成的使命却重大无比。《小木头人》与其说是爱国小说，毋宁说是老舍笔下所有样板战争英雄的写照，都标准得像“木头”似的。小木头人做的每一件事都必定与爱国的目标有关。然而当老舍告诉我们小木头人可以用童军绳把自己吊在飞行中的日军轰炸机上，或者他可以用一颗手榴弹摧毁整个日本空军基地时，他反而让我们暗忖这样的任务有多不可能实现。
《八太爷》描写在乡间一事无成的王二铁想在北平当现代罗宾汉的故事。这是一出时空错乱的喜剧，因为行侠仗义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王二铁有心杀鬼子，在一次单人伏击成功之后，他被捕处死。小说的情节与角色都暗示老舍写的是个“阿Q”的战时重生版，但结局又不是那么肯定。王二铁混了一辈子，最后总算做了件有价值的事，死得其所；但是他的壮烈牺牲既未赢得公众的掌声，也没有让他如愿地人头落地。当然，照叙事者的说法，两者都不过是蠢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