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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的欲望；既对社会现状绝对的悲观，也对死亡的黑洞迷惑不已。我们想起他早期故事中的那些特别的死亡。在《大悲寺外》（一九三三）中，一名老师甘愿死于学生暴动。他的自我牺牲带给学生暴动的头头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让后者用各种方式摧残自己——真是最可怕的复仇。在《黑白李》（一九三四）中，黑李决心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情、财产、家庭，甚至生命——来帮助他那夸夸其谈的革命分子兄弟。他的手足之情果然奏效；他被错认为他的兄弟，被捕处死。他表面的确是为革命理想献身，但死因却是身份错认的把戏。
老舍的别名也暗含了他爱国精神的反讽。他的字“舍予”源于他的姓氏“舒”这个字的两部分，其义正是“舍予”（舍己）。他一生中有好几次直言他愿意为国牺牲（23）。但是正如老舍之子舒乙所说：
但是，真正的“舍身”，却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间，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最不应该发生的人物，最不应该发生的情节上。（24）
舒乙的评论一语道破了老舍爱国论述中的吊诡。
《火葬》
《火葬》是老舍唯一在战时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老舍唯一直接处理战争的作品。在许多方面，这部小说都直指老舍努力解决的“爱国小说”的问题。不过批评家与老舍本人都认为此书是一大失败（25）。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小说“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得太少”（26）。而且，老舍在极不利的情况下写成此书。他当时身体虚弱，事务繁杂，无法专心写作，写完后也无法修改。老舍一度想要毁弃这部小说的原稿，但经济困难又使他下不了决心。
老舍谈论自己的作品时一向谦虚，所以我们不能尽信他的解释。《火葬》的失败也许理由很多，但是老舍的自我批判却带来一个反讽的结论。他暗示，即使是这样的失败之作也该珍视，不为别的，就因为《火葬》是一部战争小说。“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子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27）老舍问道，如果一个作家避战争而不写，只以不熟悉前线与沦陷区的生活为借口，那还算什么作家呢（28）？写不出战争小说不算什么，但笔下无关乎战争就关乎大局了。
从老舍的自我批判/辩护来看，《火葬》提供了一个文学与政治互动的范例。这部小说显示一个作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如何重新理解、定义写作的概念；而在此情境之下，他的写作活动以及他完成的作品又如何构成新的互文辩证关系（intertextual dialectic）。如前所述，老舍十分清楚自己并不善于写战争小说，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义务写出《火葬》——即使失败已可预见。既然战争已经成为写作的“必要理由”（raison d’être），那么如果他不正面面对这个终极主题，就无法继续写作，不管他是多重要的作家。这个动作造成了一个矛盾的逻辑：老舍明知必然失败，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写作，好像通过这个失败，他才能说服自己和读者，就算是纸上文章，他的爱国英雄精神也真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小说的地点是河北一个虚构的城镇，写的是镇民对战争或恐惧或漠不关心，终于自取大祸。最后一名游击队员在城里自杀式的破坏活动使他们觉醒了。小说的高潮是一场大火，夺走了许多镇民、敌人以及游击队员的生命。这样的情节安排自然无甚新意，但我们却可以用隐喻方式解读，一窥老舍如何“写”抗战文学的问题。正如游击英雄留在镇中打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仗，老舍似乎也怀着一样（敢死的）心情，写出一部注定失败的作品。作家的老舍与小说里的英雄相辅相成；小说里面发生的与老舍在写作场景所经历的构成对应。
反讽的是，在老舍写作的敢死精神之后，一股自我放纵的冲动随之而来。虽然换了个历史环境，老舍不会选择这样的主题来冒险，但就事论事，如果他写得稍微谨慎一点，在叙事风格上还是可以应付过去的。老舍竟然一股脑地尝试他不在行的各种的可能，他擅长的技巧反而使不上力。
小说的开始本来有些看头，游击队正焦急地等待机会潜入被围的文城从事破坏工作。接着出现了两个相反的角色：一个是领导石队长，一位壮硕聪明的农民英雄；一个是副队长丁一山，一位年轻的爱国知识分子。这两位英雄在气质与阶级意识上（毫不意外的）扞格不入。问题还更复杂，丁的准岳父是镇上一名士绅，却也是个卖国贼，而石队长十年来却为国家抛家弃子。
开头既是如此，我们不免期待有什么动人的情节要发生，甚至取法流行的俄国战争小说。这类小说对抗日战争前流行的游击小说颇有影响，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特别是法捷耶夫（Aleksandr Fadeyev）的《溃败》（The Rout）因为有鲁迅的翻译与推荐，甚得中国读者之心。这部小说描写俄国革命时俄罗斯远东地区一队红军游击队的英勇事迹，然而重点是他们英雄式的挫败，而非胜利。这群游击队只有一百五十名队员，在白军与日军的双重夹击下，只有十九名队员活了下来。鲁迅特别强调游击队中两名成员的冲突：过度敏感的“畸零人”（superfluous man），与游击队领队，一个像精灵一样的犹太裔共产党（29）。
如果《溃败》与老舍心目中的小说有所模拟的话，我们大可假设《火葬》中石队长与丁一山这两个人物至少会在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上有更多的冲突出现；丁一山在爱情与爱国的两难之间，必有一番挣扎；三十二名游击队员应该会形成一个战时的微型社会，展现人性受到试炼时的各种不同反应。但所有这些可能在第一章的结尾就都消失了，因为丁一山到镇里执行任务时被神秘地枪击而死。石队长于是只好担纲演独角戏，还得找出是谁杀了丁一山。
小说中如此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角色骤然死于非命之后，为了补缺，老舍安排女主角出场——也就是丁一山的未婚妻梦莲——来接替爱人留下的工作。梦莲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但是她足以证明老舍一向为人所知的弱点：他不擅写浪漫女英雄（30）。她的姿态不论喜怒都缺乏深度，而她一夕之间从富家小姐转变成爱国分子，也未免显得太过轻松。她在小说中一再遭逢考验，然而她的反应与行动如此僵硬，俨然完全来自老套成规。
老舍在早期小说中最擅长夸大讽刺恶棍，然而《火葬》中他似乎也失去了以往的信心。小说中最大的卖国贼、同时也是谋杀丁一山的策划者刘二狗，被描写成一个书呆子。虽然他既残忍又寡廉鲜耻，但却不像老舍其他的恶棍那样天生恶骨。就像梦莲一样，作者给他的角色任务重大，但他却力有未逮。有批评家抱怨小说中缺乏日本坏蛋，大大降低紧张程度，只剩刘二狗这样的小丑充场面（31）。只有梦莲与刘二狗间的典型求偶闹剧才略有看头。
战争的场面一直是山雨欲来，到了小说结尾才真正出现。正当所有大破坏的准备工作都已进入状况时，游击队却接到撤退通知，因为他们要掩护的部队已在城外完成了一项任务，而且即将离开。游击队虽不情愿，也只有接受命令，却又发现他们的动向已经被日军掌握。一场死伤累累的战役于是展开，但也不乏反高潮的况味。老舍让三十一名游击队员对抗成百上千的日军，可见他原有意写出像《溃败》终场的大崩乱那样的悲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一群的人——敌人、觉醒的民众、游击队——互相践踏，在混乱中四处奔窜的情景。老舍之不善于处理战争场面，由叙事观点与风格的骤然转换就看得出来。他舍客观、讽刺的第三人称而采用复数的“我们”，试图造成叙事者与人物的同声一气的团结情绪（32）。这样的设计立意甚佳，然而读者所见却是一种夸张的新闻报导风格，结果造成恰恰相反的效果：一再指称“我们”、“我军”、“我们的百姓”，不但没有带来临场感，反而暗示一种虚而不实的气氛，揭示——而非掩饰——作者缺乏实地经验。
在枪声、炮弹以及烟雾中，唯一可辨识的角色是游击队的石队长。老舍对这个角色存有出乎寻常的尊敬，因为他是老舍以及他笔下知识分子人物无法企及的一切质量的化身。在小说中段，他的表现像是传统的侠士，披星戴月地调查丁一山的死因。不过他的英雄气概要到最后一战才完全展现出来。在混乱中，“石队长却清清楚楚的知道哪里有几个人，哪个人是干什么。他极忙，极沉着，他像一根有力的鞭子，抽动着战斗的陀螺。……他跑，他跳，活像一条去交战的豹子。……他已经忘了自己是肉作的任何活东西。……只要他前进，他觉得，就没有东西能挡得住他，他是飞着的，带着呼哨的，能把山打破一块的，炮弹。”（33）的确，石队长并非血肉之躯。他以童子军式的勇气与热诚来战斗，几乎成了老舍爱国儿童故事里的人物“小木头人儿”的翻版。战役最后在日军临时军火站的大爆炸声中结束。
老舍似乎对爆炸与大火的毁灭性破坏力量情有独钟。这样的场面在小说结尾发生了两次。他的英雄石队长在第一次爆炸中侥幸逃生，逃出城外，在一个乡下房舍避难。当他发现日军正朝他的藏身之处而来，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掷向他们，然后引火自焚而死。爆炸和大火令人想起（我们下一节将讨论的）《“火”车》这篇小说里炼狱般的场景。虽然暴力与死亡被描写成战争中的必要之恶，但老舍对这种玉石俱焚的非理性力量，显然不能轻易释怀。当战役达到最激烈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