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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来偿还船费及其利息。从香港到旧金山的船费最低每人约40美元，而归还时须偿还大约100美元。这笔钱规定每月在工资中加以扣除。华工必须偿清债务才能回国，否则，轮船公司就不准售给他回国的船票。由于华工在国内一般都有妻室老小，都想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故里，所以一般都尽快还清这笔债务。这个办法，显然优于契约华工制，故从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以赊单工制逐步取代了契约华工制。
实行“赊单工”制主要是依靠早期赴美的中国商人及其组织的会馆（也有外国公司）。这些商人随中国华工前往美国矿区，开设提供日用品和工具的商店。后来，他们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公司雇佣华工的经纪人。正是这些中国富商将赚取的一部分高额利润带回国内，为美国各公司招募华工，并成为美国船只的租船人，将赊单工运往美国。他们一般通过设在旧金山的六大会馆（同州、宁阳、三邑、阳和、人和、合和）作为在广州和香港等地招募赊单工的机构，以同乡会为基础，进行招募工作。
1868年，美国为满足开发西部地区的特殊需要，通过蒲安臣与中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是美国驻华公使，1868年任期届满。在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下，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派他为中国特派钦差中外交涉事务重任大臣，出使美国。蒲安臣到美国后，竟擅自越权根据美国意愿，与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签订了这个“续增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清政府被迫接受这个条约后，就使美国招募大量华工“合法化”了。于是在中国立即掀起了大量赊单工赴美国的高潮。
赴美国的赊单工一般都要同中国商人或外国公司签订赊单工合同。下面是一份当年“赊单制”的空白合同文本，是由上海一家英国公司“祥胜行”和华工之间订立的。它保存在旧金山市的韦尔斯·法戈博物馆里：
英华商民合同立议约。今有祥胜行，特雇花旗国船，名哑吗三，装运自欲出洋佣工之人，弗兰嘶戈口（即旧金山市），代为寻觅生理，自上海起行，一应伙食、船钞等费，俱系祥胜行东家代为应付。到彼处尚需东家代荐生理。其代付之银，理应归还，俟生理定确，即向本东家预支伙食船钞水脚洋银，每人壹佰贰拾元，交还祥胜行东家亲收。即向该处雇为作工之商议定，每月扣去工金若干，待一切扣清，方照月付银。此系两愿，不得异言。今欲有凭，立此议约，各执一纸为照，乙酉年（1849年）月日立华民
英商②
根据统计，1848年以前定居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华工只有70余人。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在黄金梦的驱使下，赴加利福尼亚的华工骤然剧增，但每年亦只有数千人，只有极少数几年超过万人。可是在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的1868—1882年间，其中却有9年赴美国的赊单工超过万人，总数达到10万余人。
赴加拿大的华工，一般是采取赊单工的形式去加拿大。由香港乘轮船前往。1858年以前，华工赴加拿大的甚少。根据史书记载，华工大批赴加拿大是在1852年，“1858年探险家与猎户，在卑诗省③西南角夫里塞河畔（FraverRiver）发现金沙，各地居民蜂拥前来淘金，是为华人移殖加拿大之始④。淘金热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贯大陆铁路，又引起了华侨赴加高潮，截止1891年全加华侨有9129人。到1950年，华人赴加拿大总数曾达85000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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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第187…189页，中华书局 1984年版。
②朱杰勤主编：《美国华侨史》，第30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③卑诗省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④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第412页，纽约，1950年。
第三节 契约华工和赊单工的不幸遭遇
赴拉丁美洲的华工，一旦在预先强制签订的“招工合同”上按了手印，就立即被“以辫相连，接成一串，牵往囚室（招工馆）”，以等待“猪仔屯船”的起航日期。“招工馆”一般都是些肮脏不堪的水栅，其条件十分恶劣。随着招工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招工馆”到处可见，1870年仅澳门一地就有300家之多。
“猪仔”进入“招工馆”，就按人头给人贩子酬金，最初每个“猪仔”给银元三元，后来涨到平均8—10元，个别时高达100元。然后，猪仔往往被剥光衣服，赤身露体，并且在他们的胸部打上或烙上C（古巴）、P（秘鲁）的字样或S（散得维齿群岛）……，先给他们一点食物以充饥，一套衣服以遮蔽身体，一二元钱以交付他们的家属①。
一旦航期到了，华工们就被驱赶到“猪仔屯船”上。由于殖民主义者贪得无厌，船上总是超载，船舱里拥挤不堪，每人至多占有二平方英尺的面积。华工无法平卧，只得屈膝而坐，夜则交股而眠。船舱内通风设备极差，饮食条件恶劣，华工们不时发生呕吐、罹患疾病。由于缺乏医疗条件，死亡事故不断发生。亡故者就像牲口一样，被随时抛入大海。华工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捆绑和残酷拷打，或被戴上手铐、脚镣。由于受到种种非人折磨、虐待，华工在航程中死亡率很高，其中有的竟高达50％以上。1847年，“阿吉尔公爵号”运载华工400名，航行123天，途中死亡的华工达35名；抵达古巴时，有200名已处于濒死状态。1853年，华多普公司的三艘船从厦门起航，前两艘船共载华工803名，抵达哈瓦那时只剩下408名，而第三艘船载华工250名，到达古巴时已死152名，死亡率竟高达60％以上②。正因为如此，人们就把往拉丁美洲载运契约华工的“猪仔屯船”称之为“海上浮动地狱”。
清代坡山文人易其彬在他著名的《卖猪奴》诗中充分揭示了这种“海上浮动地狱”的悲惨情景和“猪仔”们的内心痛苦：
一登番儿船，入笠难奔逋。
……
不胜番儿役，鞭扑无完肤，
无风何惨惨，雨云常载涂。
父母不可唤，兄弟隔海隅，
此生有归期，敢怨衣食无，
死为冻死鬼，犹得依吾庐。③
在饥饿、拷打、死亡威胁下的华工，为反抗殖民主义人贩子的专横和暴虐，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851年，乘英国船“胜利号”驶向秘鲁的华工举行起义，当场杀死了船长，驾船返回中国。1852年，由英籍船长指挥的秘鲁船“罗莎·埃利亚斯号”的华工，在开往秘鲁途中，举行暴动，杀死船长，驾船到新加坡上岸。1855年10月，美国船“威弗利号”满载华工赴卡亚俄或哈瓦那。船只启航不久，船长病故。此船不得不驶入菲律宾的马尼拉。船上华工要求上岸，因而同船方发生争吵。有一个中国人当场遭到枪杀，其余中国人被驱进船上的大舱。舱门及各种通气口被严密封闭。到第二天早晨被打开时，发现已有251名中国华工窒息而死。1857年，美船“左尔马号”载428名华工离汕头开往古巴，船行次日，华工暴动。华工放火烧船，水手开枪打死数人，30余人受伤，209人跳海。1859年，美船“挪威号”运载1000余名华工自澳门开往古巴，船行五日，华工举行暴动，放火烧船，受到弹压，有130余名华工牺牲。1870年，法国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运载320名华工，自澳门开往拉美卡亚俄港，途中，华工机智地夺取船只，杀死船长及11名船员，驾船回到中国。据统计，从1845—1872年苦力船海上遭难事件共计48起，其中华工暴动占了38起。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当时香港法官司马理于1873年3月对苦力船案件所做判词来说明这一苦力贸易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奴隶贸易。他曾指出：“就我看来，假如因果规律仍然起作用的话，这种可耻的贩卖必将为贩卖者本身招致严重祸害和可怕后果。我曾经试图把苦力在出洋船上起来，焚烧船只，使它们无法完成航程的案件编成表格。就在我编表还没有完成的极短时间内，已经有七只船，装载3000多苦力，先后在海上被焚，或者失事沉没，因而酿成重大损失的惨案。死者当中包括几个船长和相当人数的船员。”④
由于契约华工在运输途中暴动迭起，使太平洋航道上的苦力贸易不断失利，以致影响英、美对东方的正常贸易。加之澳门当局不断受到中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苦力贸易弊大于利。1873年4月，香港首席法官宣布“贩卖苦力贸易应视为奴隶贸易”，“凡与贩卖苦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行动”，都应依法惩办。同年9月6日，两广总督瑞麟也下令：凡专为装载移民出洋的无约国船，一概不准在黄浦停泊。黄浦和香港对苦力船予以封港，使澳门苦力贸易处于瘫痪状态。基于这种情况，1873年12月，葡萄牙国王被迫颁布敕令，宣布禁止苦力贸易。苦力贸易的高潮就此结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苦力贸易的完全停止。
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赊单工，一般都从其家乡乘坐各种形式的小船或舢板，通过珠江三角洲的各种河道，前往香港，住进掮客为他们准备好的破烂小客栈里，或是住在熟识的亲戚家里，等待赴美船只启航。一旦赴美轮船开船日子确定，赊单工就上船，在甲板上排好队，听候检查。检查后就听从船主指挥，爬进底舱。除厨师外，赊单工均不准到甲板上来，以防与船长或船员发生吵架和斗殴现象。不管船长如何绞尽脑汁防止赊单工闹事，但赊单工由于忍受不了恶劣环境和人为的虐待，赊单工船上仍然不断爆发各种不同规模的斗争事件。例如，1852年3月，美国船“罗伯特·鲍恩号”装载450名移民赴旧金山，开船八天以后，已经绕过了台湾北端，船长赖斯里·布莱生下令用扫帚洗刷移民，并强迫赊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