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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行省近取金朝行尚书省的制度。在中原用兵之时，也以中央大员率领部分政府成员在地方上设立行尚书省，这本来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但久而久之其所管辖的地域就成了行政区划，这是另一种由虚入实的形式。金朝的行尚书省溯其渊源则远学六朝隋唐的行台尚书省。当时“省”是中央官署之名，行台尚书省或某处行台省都是从中央派出的临时行动机构，以处理地方事务，事毕行台省即予取消，千年以后的元代却将它变成固定机构。后来，元代的行尚书省又随中央政府机构改名中书省而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
中国历史上的四种高层政区，州、道（方镇）、路、行省，只有路完全出自宋人的独创，其他三种都由监察区、军区或临时行动机构演变而来。但是路的出现亦非完全无本之木，也是将唐代转运使这一临时职务加以固定，并使之有一定的施政范围而形成的，同样是由虚入实。此外，明代的督、抚辖区在明清之际几乎变成新的一级政区，后来经清初二三十年的调整，还是回到布政使司（行省）的框架之中，只是督、抚成了布政使之上的省区一级最高长官。
第四章 量地制邑度地居民——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
层级是政区之间关系的体现，而幅员、边界、地理区域和地理位置则是政区自身的要素。这里先说历代政区幅员的变迁过程。《礼记·王制》说：“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这是对于政区必须有一定幅员，以及幅员与人口数量关系的最早论述。虽然这里的邑还不见得是后世的县，但这句话正和“体国经野”一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第一节 政区幅员的尺度
幅员就是指面积的大小，那么政区的面积大小到底是如何确定的？
县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因此划定县的幅员是确定其他层级政区幅员的基础。秦汉时就定下了一个基本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也就是以百里见方的面积作为县的幅员的基数，再以居民的数量作调节，人口稠密的地方，县的面积划得小些，人口稀少的地方，县的面积划得大些。
这个原则自然合乎道理，因此为以后历代所遵奉，百里之县成为习惯的称呼。实际上，如果除去方百里这个具体数字，至今也还没有更高明的原则来代替它。所以今天青海省的一些县，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旗，地域之辽阔几乎和沿海的省一般大，但却无法划小，因人口太稀少。
至于方百里的数字如何确定，历史文献上没有记载，推测是为了与当时的管理水平相适应。假定县城位于该县的几何中心，那么从这个中心到四境的距离都是50里①，相当于今天的17。5公里，这样的距离，如果起早贪黑的话，可以在当天徒步往返。对于官员下乡劝课农桑，农民进城交纳租赋都是比较合宜的。当然这是就理想情况而言，因为一个县的地域不会是四正四方的，县城也不一定恰好在几何中心。但是这样的推测大约并不离谱，因为一切基本原则都是按标准情况制定的。秦汉时代，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已经形成关中与山东（崤山以东地区）两个经济中心。在地理景观方面，黄河中下游是以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为主，因此在平原上订出方百里作为县的幅员标准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以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划，其中最高一级区划幅员的划定，是以使这个区划之中所有居民都能在一天之内往返于区划中心与居住地之间为原则的。
县以上政区的幅员则没有面积大小的明确规定，大致是以所辖县的数量作为大小的衡量标准。汉代的人俗称郡为“千里之郡”，指的是一个郡大约领有十县之地。三国时代的人称州为“万里之州”也是表示一个州大概包含百县之地的意思，并不是郡非千里见方，州非万里见方不可。说到底，千里之郡与万里之州也还是间接以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两项指标来确定幅员大小的。因此在秦汉时代，南方的州郡幅员都比北方大得多，其原因就是南方户口少，所以县的分布稀。
2000年来，县级政区的幅员相对比较稳定，县以上各级政区的幅员都是变动不定的，例如从秦到宋，统县政区就有越来越小的趋向，其中有出于政治目的和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有为了适应自然区域和经济开发状况等原因。因而不但在同一朝代中同级政区的幅员悬殊很大，历代同类政区的幅员也有很大的波动，尤其是某一朝代新创置的政区更有其特殊的幅员。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三级不同政区的幅员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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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此处的里是汉代的里，汉里比今里小，一里约相当于今里的70％。
第二节 “百里之县”的相对稳定
县级政区幅员大小的变化在历史文献中是没有具体记载的，但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政区的幅员与数目成反比，因此从历代县的数目变化，可从侧面看出县的幅员变化情况。县级政区数目的增加一般表示其幅员的减缩，反之亦然。下表就是历代县级政区数目的变化简况：
朝代：秦县数：约1000
朝代：西汉年代：公元前8±县数：1587
朝代：东汉年代：140县数：1180
朝代：三国年代：265±县数：约1190
朝代：西晋县数：1232
朝代：南北朝年代：580县数：约1590①
朝代：隋年代：607县数：1253
朝代：唐年代：740县数：1573
朝代：宋年代：1102县数：1234
朝代：元县数：1127县级政区数：1324
朝代：明县数：1138县级政区数：1427
朝代：清年代：1820县数：1455县级政区数：1549
从表中可以看出县级政区数量的变化是不大的，从秦到清，县级政区的数量只增加50％，而时间已经过去2000年，疆域已经大大扩展。
县数的增加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与县的幅员变化没有关系，那就是外部疆域的扩大与境内统治空白的消失。前者不言自明，后者必须举例。如福建的长汀、龙岩、宁化三县都是唐朝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开山洞置”而形成的。所谓山洞是指原来为政府统治所不及的僻远山区，当这些地方开辟为县治后，自然不会影响其他县的幅员的缩减。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新县的设置多是从老县分出，必然要使老县的幅员减少。反之，原有县的撤销，也必然并入邻近的县，而使后者的幅员扩大。上述表中有几个朝代县数增加特别突出，有几个朝代比前代的县数有明显减少，都是县的幅员有一定程度变化的反映。
秦代总县数到底多少，《史记》未曾载明，估计在千数左右。西汉的县数猛增至1587个，一方面自然是汉武帝扩大疆域所增置，另一方面则因为大量侯国的分封。这些侯国绝大部分是由某县分出一乡之地或分出几百户的户口建立起来的，幅员非常之小，但是却具有与县同等的政治地位。在1587个县中，这样的侯国就有200多个。到了东汉，这些侯国全被省去，再加上因人口减少而省并大量的县，于是总县数就明显减少，但同时也说明这时县的幅员相对比西汉要大。
南北朝时期，县数的增长最不正常，完全是为了设官分职的需要，而把县的幅员不断缩减，以增设更多的县。例如南朝齐代的东平郡（今江苏淮安一带）领二县，一县为寿张，是“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另一县是淮安，乃“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县的幅员之小，于此可见一斑（以上寿张、山阳、淮安等均在今淮安一带）。
隋代由于矫枉过正，大量并省州县，所以县数明显减少，幅员也相对增大。唐代以后，南方开发程度加深，经济显著发展，不断有新县从老县分置出来。新旧唐书《地理志》对此颇有详细的记载，如：江西的玉山（今县），是“分常山（今浙江常山东）、须江（今浙江江山）置”。四川的蒙阳县是“分九陇（今四川彭县）、雒（今广汉）、什邡（今县）三县置”。被分割的老县幅员自然要缩减。唐代县数的大幅度增加，一方面是恢复了被隋代并省的部分县，另一方面是因疆域扩大所致，第三方面就是新县的析置。
宋代疆域比唐代大为缩小，燕云十六州（今山西、河北北部及北京市）失于辽，陇右西北地区归于西夏，云南一带独立为大理，越南北部成为安南国领土，县数自然显著减少。以元代版图之广袤，而只设1127县，令人感到难以理解。除了因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流失，因而并省大量的县这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外，还有另一个比较隐蔽的缘故，那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州，应当看成是县级政区，而不是统县政区。
宋代以前，州是统县政区，州治必须设在某个县城之内，这个县被称作附郭县。元代有许多州不设附郭县，因此州治周围就形成一个与属县相当的县级政区。
同时，元代又有许多州不领县，这些州其实也是县级政区。最后，江南地区由于户口较多，又有一批县升格为州，这些州也不辖县，从区划上来看，自然也是县级政区。明、清两代，所有的州都不设附郭县，清代的直隶厅也是这样，所以元明清三代，从纯粹的县数来看都偏低，从县级政区来看就属正常了。
虽然历代的县数有一定的波动，反映了县级政区幅员的变化，但从总的方面说来，县的数目与幅员变化是不大的，即使在南北朝时期，其变化也比郡、州两级政区小得多。这表明作为基层政区的县，其幅员大小是以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来确定的。不管什么朝代，都要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才能保证王朝的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