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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首府也是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这种战时体制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需要，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体制就逐步得到调整。
首先是四川行省从秦蜀行省中分离出来，这是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的事，四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作为单一的高层政区出现。但是这时的四川与宋代川陕四路的范围有所不同，汉中盆地由于与秦岭以北地区同时入于蒙古之手，所以已和陕西牢牢结合在一起，不再属于四川，以至于今。
其次是组建新省，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将中书省黄河以南地区及湖广行省与江淮行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划为河南江北行省。而后江淮行省改名江浙行省，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罢福建行省入江浙行省。于是元初的六个行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七个行省。
另外，在东北又置辽阳行省，在西北又建甘肃行省，在外蒙古以北又建岭北行省，因此元代中期的行政区划体系是中书省和十个行中书省并有的格局，大致进入比较合理的阶段。
结语
以上各章从几个角度分析了2000年来行政区划变迁的历史过程，虽然限于篇幅不能有更详尽的叙述，但从中已可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东西，那就是：
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必有某种思想作指导，行政区划也不例外。思想有酝酿过程，制度也是逐渐形成的。从思想到行动到成为定制是一个漫长过程。思想可能发生错误，可能回潮反复，制度也可能反复变化，回光返照，汉晋两代封建同姓王侯就是典型的实例。
一般而言，新制度的创设与旧制度的改革总有一定的原因，或由于形势所迫，或由于人事需要，或出于其他种种用意。在当时未必人人清楚，到后世就更少有人知道。绝无利弊的制度不可能有，统治者只是权衡利弊大小而为之。汉初封建异姓虽为后世所批评，但在当时却是迫不得已的行动。元代行省区划也最为后世所诟病，但在当时也并非毫无道理。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是一盘散沙，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有安定的要求，并无统一的愿望。地方割据无妨于小农经济，只要不发生天灾人祸就行，所以行政区划层级管理的最大功能就在于把分散的个体经济集中统一于中央政府。虽然因朝代递嬗，政区形式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划废置纷繁，分合不定，但无非皆就前代制度沿革损益，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而且一切新体制的出现，都不是凭空创立，而必有一定的前身或渊源，然后渐渐成形，略具规模，再成定制。同样道理，任何形式政区的消失也都不突然，不会一下子化为乌有，而是要有过渡演变过程，消失之前必有后影，渐渐变质，转化为另一种形态。
更进一步而言，历代行政区划演变的趋势不外这么几条：1。前代幅员大者，层级高者，后代削而小之，降而低之。如州从高层政区降而为统县政区（郡级政区），再降而为基层政区（县级政区），幅员也越变越小。2。前代区划虚者，后代改而实之，如汉代的州、唐代的道都由虚化的监察区变为实在的行政区。3。临时之措施变为正式的制度。行省制度本为蒙元初期的战时措施，用以临时统治被征服地区，由于征服过程太长，而终成定制。4。局部的制度变为全局的制度，唐代节度使本来只在边区，安史之乱时，边境、内地遍设节度使，遂使唐后期的方镇和道融为一体。
最后，如果我们用更简洁的话来为2000年的行政区划沿革特点做个小结，那么不妨这么说：凡有创设必有指导思想；凡有改革必有一定原因和基础；凡有变化必是渐变而非突变。
辅文图片
东汉十三州部图
隋代分部图
元初行政区划图（至元十七年）
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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