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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沿着观音岩的下坎爬上去。家乡的山路和陕北、晋西的高原峡谷练出他的脚板，他走路脚下生风，不习惯慢慢踱步。前面已是“文协”临街的楼房。两扇黑漆门板里面，是一个天井，一边是廖梦醒住的小楼，往左便拐入这个三层楼的底层。右手两间，外面是会议室，里面是“文协”秘书梅林夫妇住的；左手两间，外面一间算是客房，里面靠着楼梯的一间住着以群。二、三楼这时主要住了一些搞电影戏剧的朋友，二楼的宋之的、史东山、葛一虹，三楼的陈鲤庭、舒绣文、盛家伦，后来又有郑君里、徐迟、陆诒等等。至于临时在这里投宿的文化人，就更多了。沙汀从南温泉回城，挤进了以群房里。虽不如农场宽敞，可联系朋友方便，无形中也节省不少的时间。他还是一边写《敌后琐记》的其他各篇，一边搞工作。曾家岩的事情多与以群商量，两人朝夕相处，配合得很默契。
9月下旬，周恩来鉴于半年来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答应日本切断滇缅路三个月的无理要求，苏日有签定一项和约的趋向，局势复杂，人心浮动，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陷于混乱，决定去北碚和大家座谈一次。他派沙汀、以群先一步去安排。
北碚有林语堂回国后购买的一所院落，一圈平房围着一幢西式洋房。从战时角度看，就满不错了。8月份林去美国，把房屋连同家具都借给“文协”使用。“文协”在北碚的会员比南泉的还要多，这所房子成了正式的分会会址。沙汀他们提前来后就落脚此处，见到住在这儿的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艾青。艾青诗人气质，说话幽默，能挖苦人，有股傲劲。沙汀与他谈了此行的目的，并探问他愿不愿意去延安。艾表示可以考虑，要求同周恩来谈一谈。胡风住在附近东阳镇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房子里。东阳镇、黄桷镇都在河对岸，沙汀去与他商量约哪些复旦大学的教师来参加会。第二天上午，又到北碚与北温泉之间的一个山沟里，去拜会了陶行知。
周恩来副主席到北碚来了。决定由陶行知出名邀请一些客人，记得我也附了一个名的。由我请复旦诸人到北碚聚餐一次，到了有二、三十人，都是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复旦的教授们。陶行知主持，并请周副主席讲话。①
周恩来徐冰一行，9月24日夜到达北碚。原订下午到的，在城里耽搁了，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这时候街上好一点的饭馆都已关门，沙汀、以群就领他们随便找了家小馆子用餐。饭后，周恩来执意乘车去拜望陶行知，然后才去北温泉歇宿。
第二天清晨，沙汀约艾青一块去见周恩来。艾青一听说周昨晚就到了，而沙汀却没有按原约马上关照他，便发了脾气，几乎就要因此不赴会了。诗人发脾气，小说家只好劝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劝去见了周恩来。可是，等艾青从周的房间出来，脸上的表情大变，异常的兴奋，动着感情对沙汀连声赞扬周恩来的言谈风度。看来，你赴延安的问题不大了。沙汀长出了一口气。
来温泉开会的人真不少，吃饭时坐满了五张大圆桌。座谈会上，沙汀第一次见到青年时代便读过他谈东方文化、哲学的书的梁漱溟，相当矮小，又黑又瘦，有点印度甘地的味道。另一个使他感兴趣的是神情开朗的郭任远。在上海，他读过这位在美国学成的行为心理学家的著作，是用那个学派的观点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之不科学的。但是今天，他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坐在一起，热心地发问，讨论时局，表达自己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隐忧。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用清楚、亲切的话语，分析国际形势及与国内抗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对抗战前途的信心鼓舞起在座的知识分子。
当晚，沙汀、以群、胡风陪着周恩来在温泉住下。26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乘车，沙汀他们坐划子，到三十里外的草街子育才学校参观。古圣寺阔大的庙门石坊，高大的黄桷树，在周围的田野的映衬下，似乎焕发了青春。陶行知亲自率领学生夹道列队，一群群充满朝气的少年用别致的方式来欢迎贵宾。他们高唱着：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是一首刚刚流行的苏联歌子《祖国进行曲》。在国统区，可能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育才”这样高声唱它。在夏天日机已经光顾过北碚、黄桷镇的今日，学生把他们对未来理想的寄托，全部灌入到这个歌唱之中，令沙汀不禁眼眶湿润。周恩来进入庙堂改装的小礼堂，登台对师生演讲。沙汀、徐冰用这个时间由章泯领着到他家里去谈话。这是执行为“鲁艺”物色教员的使命。了解育才戏剧系沙蒙、舒强，连同章泯各位的情况，他们一一回答了询问。吃着章泯妻子用过桨粉子做的元宵。徐冰表示欢迎他们到延安去，谈话是很融洽的。起初，沙汀担心章泯与蓝苹（江青）的特殊关系，怕章去不合适，但徐冰大概是经过周恩来的批准，答应章泯时非常痛快。
周恩来回重庆后，沙汀、以群又在这个“小解放区”滞留了四五天，与文学系的同学座谈，继续寻找愿去“鲁艺”教书的对象。音乐系主任贺绿汀后来去了新四军。搞雕塑的王朝闻却立即谈妥了。沙汀在育才还赶写了一篇报导一二○师文艺工作状况的“敌后琐记”。他还去贺绿汀时常散步、产生过作典灵感的一片树林子里捡过菌子。这片林木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普希金林。
恋恋不舍地离开草街子，他和以群、艾青、韦荌四人沿嘉陵江而下。两岸的青山匆匆过去，迎面而来的仍是重重青山。这些地方除了比家乡清秀一点，山峦的重叠是一样美丽。重庆在小汽轮的前方隐隐出现。半年多来，在这个山城上上下下奔波，延安交给的工作已大体完成。从曾家岩到张家花园，到郭沫若的天官府，进步文化界的团结得到加强。自己的创作成绩如何呢？在抗战大环境下，他的政治认识没有把他对乡土的了解弄得简单化，他积累了创作的冲动，只待寻找一个山口喷发。驶来的山城，显露出它峻峭、挺拔的姿容。
引向巅峰：《在其香居茶馆里》
住在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虽然比乡下来得忙乱，创作欲望却更盛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冲动被耳闻目睹的大后方一件件社会弊政所强化，暂时没有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把它化为文字，短篇的题材便来叩门。这时，正遇上茅盾10月离开延安，11月到达重庆，在曾家岩休息了两天，搬到学田湾生活书店的楼上暂住。沙汀听到消息，便和以群一起去看望茅盾夫妇。
从“八·一三”离开上海，他们就没见过面。1938年沙汀在成都协进中学教书，彼此通过信，应远在广州的茅盾之邀写了自己第一篇抗战讽刺小说《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登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还得到他的赞赏。沙汀反映抗战弊政的小说全部是从《防空》这一篇出发，组成一个系统的。
在学田湾的小楼上见到自己文学事业最早的这位支持者，感到他侃侃而谈的话语、手势、眼神，还和过去一流畅。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延安。后来，以群被周恩来安排做茅盾的助手，恢复《文艺阵地》，在香港又共同经历了由华南游击队负责护送的几千文化人大转移的曲折艰险。
现在，茅盾直问沙汀：“你怎么会离开延安的？”
沙汀没有拉扯玉颀，直接谈起了文学上的原因：“我对陕北、冀中的社会和人物，总不如对四川那么熟悉嘛！在那里，搜集或写一点子散文报导是可以的，真正写小说就难了，我就没了把握。”
说得动了情，他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你看在我的家乡，哪怕不出门，有人打一个喷嚏，我都能猜到它是啥子意思哩！”（这话太熟了。我听你讲过，说你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走，弄不清北京和外地人在想些什么。安县有人打个喷嚏，你都能猜到他的意思，十之不离八九。嗨，尽管是夸口，却实在是我的一句经验谈）
他接着就对茅盾谈起当前四川社会的怪现象。这正是他最注目的事情。茅盾听得津津有味，鼓励他多摆。
我记得，我曾向他摆谈过这样一个故事：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一位略有存款的财主，眼疾手快，赶紧把它拿去买了一箱洋钉囤积起来。很快，洋钉一再涨价，他就把这箱洋钉拿到一家银行作压，借了一笔较大的款项，买了两箱洋钉。一转眼，洋钉价钱又上涨了。于是他又拿自己囤积的洋钉去抵押借款，抢购到更多洋钉！而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两三年来，他大发“国难财”，变成暴发户了。茅公听罢哈哈大笑，随即摸来了小本子，把它记上。①
这个蛋变鸡，鸡再生蛋的“神话”，沙汀、茅盾以后都没有把它具体运用到一篇小说里去，但是作为对抗战现实的一种思考，它显然影响了两位小说象，特别是沙汀，帮助他加深了头脑中那个争夺金矿，发国难财的《淘金记》的主题。
重庆生活对于他的另一个刺激是政府对思想、言论行动的钳制，就像明末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横行。每一次去徐冰那里，都有机会造成和温习一遍这种遭压抑的心理。这一年的中秋节，他在曾家岩五十号楼下会议室度过。叶剑英主持这个全体工作人员的聚会，大餐桌上摆满瓜果月饼，负责军事工作的王梓木讲了“杀家鞑子”的民间故事，谈到元朝“家鞑子”的监视作用，他意味深长地指指楼上水利委员会的办公室，把人们引笑了。
这种情况沙汀感受得多了。一位文学界的朋友谈过自己的经历。一次经成渝路乘长途车来重庆，有个人同他一道上车，路上谈这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