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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颓败。你的性格可没有这么“强”，至少在外观上看不出）
这样一个能干的母亲，在那种环境下，她的内心究竟还是痛苦与不安的。她极有主见，做事麻利，干脆，但她又异常迷信。不仅吃长斋，请人念经，而且在家里常年摆经堂。逢到观音菩萨或谁的什么生日，便在家里供起佛像，招来一群婆婆大娘，抱点米来，抱点菜来，然后都在杨家吃住，一边做佛事。家里还供有“坛神”，每各都要“庆坛”，请十多个巫师，戴起各式各样的面具，焚香，敲打，起舞，一搞就是两三天。这时候，就等于给小朝熙添加了一个节日！
母亲对敬菩萨、逛庙会为什么兴趣浓厚？因为女人的苦楚不被男人社会所容纳。她青年守寡，没有到茶馆整日喝茶、摆谈的可能，更不能到社会上经商干事，随意抛头露面。吃斋念佛是母亲可以采用的一种心理平衡手段。当然，社会风气也允许这样做。童年时接触的这些婆婆大娘，便是日后《淘金记》何寡母这个形象在生活里的最初的形态了。（不光是婆婆大娘影响你写何寡母吧。这是综合来的，特别是何寡母对儿子的复杂感情，写得细致入微，是不是有你母亲的影子呢？呵，这倒是有一点的）
能干的女人偏偏溺爱幼子，母亲也是这样。她在朝熙面前总是放下严厉的样子，露出过多的笑容和温情。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她喜欢吃酒，吃甜酒，朝熙小时便被允许喝这种酒。所以他酒量不小，而且一生嗜酒。过去有一个时期，一天要喝一台，有时一天两台。这个爱好一直到他第二次胃溃疡发作动大手术后，才不得不戒绝。母亲还要他跟着吃花花斋，就是每逢阴历三、六、九吃素，忌食牛肉。直到十五六岁，才在舅父的劝说下改了。结果是他一生喜吃牛肉。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母亲对他就更放松了，成为他欢乐的日子。除夕祭祖，贴春联，点灯，放鞭，在斗秤上贴“黄金万两”。不许谈不吉利的话，不许打翻菜油。在给长辈叩头辞岁、吃团年饭之前，这里还有拜堂子年的风俗，便是先到亲戚、熟人家拜访。去一般商号、铺子，或有地位的人家拜年是朝熙最觉好玩的，不会有在大人面前叫不出那些复杂称呼的难堪，只需和哥哥拿着红纸写就的“恭贺新禧”的条子，拿着浆糊，在门上一贴就行了。杨家这时的地位不很高，但收到的条子很多，因为母亲人缘好。这成了风俗性的“民意测验”。
到了初二、初三，一个木匣糖，一块肉，一把面，开始正式拜年了。家里要做些糖什么的好回礼。在母亲的指派下，他们家每年的过年糖食，一入冬便请糖坊师傅来做，什么米花糖、谷花糖，原料好，做工又细，远近有名。泡菜、腊肉也做得不错。母亲做为一个女流之辈，凭着她的社会交往，建立起她在全镇的威信，连袍哥中人都尊称她为“杨大姐”。母亲委实太强了。她敢把犯了刀案的袍哥，藏在家里，不动声色。替舅父买枪支，也是她搭上的线索。幸亏她对朝熙的惯宠也有限度，否则，在一顶过大的保护伞下，只易生长纤弱的幼苗。杨朝熙长期得到母亲“保护”，旷课逃学不好好读书，直到十一二岁，有一天早晨，他又赖在床上不起，母亲气了，掀开被盖，伸手便打，但才打了几下，自己倒哭了。她哭着诉说不幸，诉说丈夫的死，寡母孤子的无依靠和他的不争气。一个平时极为硬气的母亲的哭泣，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朝熙可怜起她来，也恨自己。他真正开始用功读书，便是从这以后的事了。
（你的多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表面看来，你不是那种充满浪漫气息的人。可就像你的母亲，在硬朗的性格外壳之中，包藏一个易受外来刺激的敏感的心。幼年的你，经母亲看到一个大家庭的兴衰荣枯，由家事的沉浮，引导你从小就关心人世）
茶馆——乡镇文化环境
杨朝熙是吃奶母的奶，在川西北的小城镇长大的。
有个朱大娘，永安乡人，带他的时间最久。断奶后仍然留在他家里。这个奶母是他童年的引路人。
（你不要把我的奶母写成高尔基的奶母，或者鲁迅的长妈妈。不是这么回事。她只是抱着我，牵着我的手，走遍我们镇的角角落落）朱奶母经常领他走出老屋，到十字口逛街。
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按照本地市民生活的不成文规矩，男人们一早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一路扣着钮扣，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趿着鞋先奔这个地方来了。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这点道理在四川的这个小市镇尤其见得正确。
十字口上旅店兼营茶馆的尚友社，店堂里低矮的茶桌擦抹得还算干净，俯仰坐靠都很舒适的矮竹椅上，已经上了茶客。这都是乡土社会固定的主顾，位置也很少变化，谁是坐在当街的桌边的，谁是坐在里面第三根柱头下的，一一对号，丝毫不差。
这时，人们悠闲地用茶船子托起茶碗，从半扣的茶盖缝隙间嘘嘘地吮啜品味。有人让堂倌送上热水、帕子，在苏苏气气地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有的人已经浓浓地灌下了几碗茶，“开了咽喉”，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世代住在这个城镇上的人挨得如此之近，打个喷嚏都能听到，以至于大到县政要事，小到床第间发生的隐私，都是刻板生活中极好的“调料”。等到卖豆芽的陕西籍小贩来了，就抓几个钱的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细细撷着，也不耽搁交谈。
吃过早饭，又上原先的茶馆，照例地说：“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茶堂渐渐坐满，茶桌边的各种交际、闲谈便更加热闹。茶馆营业繁忙，卖茶还带供应出堂开水、纸烟、水烟，利用吊堂炉火的空档代客煎药、煮饭、炖肉。提了茶壶的堂倌，吆喝着穿堂而过，熟练地“表演”续水入碗、点滴不溅的技巧。
茶客们开始赌牌。一般茶馆打两串底的小麻将，偶尔有人团足一场五分一角的赌局，就会传布开去，成为新闻：“××店里今天打银角子哩！”普通是打纸牌，有的“扯招”，有的“打点点红”，或者“挑麻雀”，各有各的玩法。大部分人站在牌客后面当“背光”，出起主意来比当事人还要热心。
十字口这样子的茶馆还有“唐摸王”开的唐家茶馆。本地语瞎子叫“摸人”。摸而成王，可见这个老板的精明厉害①。萧清淼开的是萧家茶馆。萧很善于巴结有钱有势的人，所以，大家授他一个绰号“金眼鸽子”。一个二三百户人家的镇子，拥有这么二、三十个茶馆，在四川真是平平常常。
成年的杨朝熙后来用“尹光”的名字写过一篇散文，描写家乡人们喝茶的情景，其中说：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①文章写于三十年代，由茶馆这个“窗口”看出故乡社会消蚀生命的封建性质。当然，这不可能是童年的他所能具有的眼光。不过，儿时的朝熙，也已经能够粗粗分辨县城内不同地位的人所上的茶馆是很不相同的了。
南门外的半边茶铺，是轿夫、挑案、游民们的天地。镇里的华泰店是个行业茶馆，天天聚在此地的是专做青山（木材）生意的行商。他们在这里交流行情，会友应酬，拉客成交。商人们管到这儿来喝茶，叫“上市”。
最讲究的茶馆是大南街的益园，是本地哥老会的“码头”。以后又是安县西南乡自治局所在地。杨家的河清便属于西南乡。益园堂口大，坐场好，一色红油漆的茶桌茶椅，成都的新型式样。这是与朝熙家相熟的詹举人的儿子詹西白开的。詹在省府读过书，拉得一手好胡琴。袍哥茶馆汇集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可以谈公事，喝讲茶，设赌局（赌的输赢就比较大了），也可以进行金银、鸦片、枪支的交易。这是童年朝熙常来的一个地方。
（世界被什么力量分成了各个部分。你从小身处茶馆社会一定早早感到人间的等级森严了吧？我慢慢直觉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东西在操纵。不过无论欺侮人的与被欺侮的，都可在各自的茶馆登场表演）茶馆的门口围着各种吃食担子。卖抄手（馄饨）、醪糟蛋、担担面、凉粉，一招呼便殷勤送上。这些小贩往往几代人干这个营生，生于斯，长于斯，彼此十分熟识。朝熙自小看惯的小贩有陈麻子，是个卖糖饼的。他捏的糖人，戏里的人物、城隍庙的鸡脚神、关二爷，都活龙活现。孩子们总是把他的摊子围得满满的。四川每一地的小吃，都冠以某一手艺人的姓氏，成为本地特产，安县也不例外。朝熙小时候最爱吃的是“朱凉粉”，“陈油茶”，“尹汤元”。南街上一爿刘家豆花店，小菜、豆腐都做得好。刘家的老大懂点文墨，还会在店堂挂上手画的灯笼。南门外的米粉店更有名，有人为了吃早上头一茬的细粉，往往在城门未开之前，就从门洞里将碗递出去托城外的熟人代买。
一入夜，满城的人仿佛都到十字口和大南街来闲逛。这是小城一天散漫生活的余兴，劳作完后的总休憩。大人小孩随走，随谈，随吃，悠哉游哉。杨朝熙也会央朱奶妈陪他上街，夹杂其中。这时的街道两旁，担子上燃着方形的油灯、蜡烛灯，点点光影照着烧腊摊子上各种卤味。孩子们吵着买一叶鸭翅或一串鸡肫，吃得喷香。大人则进酒铺吃喝，还可站在柜台边从小贩手里买点花生米下酒，俗称“吃木脑壳酒”，便是《红石滩》开头写的刘家烧房门前的吃法。（我一生都嗜吃。爱喝酒，下酒菜最好是黄鳝、鲢鱼。安县有一种无鳞的沙勾鱼，味道奇美。我有个亲戚写文章，把“沙汀”的由来说成是我爱吃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