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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27年3月，发生了英美军舰炮轰南京的事件。3月31日，杨閛公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重庆打枪坝召集群众大会。刘湘下手弹压，当场打死打伤七百多人。4月4日，杨閛公被捕，牺牲得十分惨烈。这就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又一次天下未乱蜀先乱的“三·三一”惨案。
这时，他的家乡川西北一带，邓锡侯、田颂尧的防区，比刘湘的川东平稳。军阀们还在高唱“革命”，没有露出杀机。与周尚明在一起，他的眼光变得明亮，知道许多人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但对四伏的危机，毕竟没有很多警觉。他具体感受到的，还是高涨的革命形势。
初夏，在同乡萧维斌家里，他又与周尚明碰头。周突然问他：“你如果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可以介绍。”杨子青早已从这个亲密朋友身上，隐隐猜测到他的身份，对于这样的询问似乎早有准备。他从与张君培接触到认识周，逐渐抱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最革命的这个信念，所以，没有迟疑，当即表示愿意加入。
几天后，周在少城公园与他约会，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今后便由周直接与他联系。一切是水到渠成，他做出了决定性的政治抉择。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段叙述得过于平淡？不，我并不想听你在这里高奏凯歌。一个事后证明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当时可能发生得平平淡淡。影响是日后显示的）
过了些日子，周尚明通知他，到春熙路孙中山的铜像（现在仍矗立着）附近的一个茶馆来鹤楼会见刘愿庵，周也在场。刘是党的川西特委负责人之一。他在一个报馆写社论，报馆也在这条繁华马路上。
刘中等个子，胖胖乎乎的。听杨子青谈了安县社会情况后，告诉他当前的任务是，要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以抵制右派的力量。然后，便以国民党川西特派员的名义，委派他去故乡筹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这是他最早接受的一次政治使命。
他后来还见过刘愿庵两面。刘在国民党背叛后，负责恢复党组织，不幸被捕，于重庆较场坝遭杀害。赴刑场时，用凉轿抬着，由一个手枪连押阵。下坡路滑，轿夫跌倒，把他甩下来。他爬起来忙把轿夫扶了，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该怪刘湘，不然我怎会要你们抬起走呢！”几分钟后便就义了。他对这个人牺牲的故事一直记得很牢，讲起来总会流露出敬佩之情。①他不会忘记，当年他回安县所持的委任书，便是刘愿庵亲自交给他的。
安县这时上层的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军阀的勾结还没有完成，绅士阶层里的分化已很明显。县里的三个劣绅，人称“三个瞎子”的林华卿（县团防总局局长）、罗伯卿（城关团防局长）、萧北垣（县参议员），都是近视眼，争起权力来眼睛却睁得老大。他们与郑慕周有矛盾。1927年初，驻防安县，江油、彰明、北川一带的董长安旅部（属田颂尧之下孙德操师），任命安县知县②仁寿人夏正寅。此公社会关系独特，他的弟弟（留法学生夏仲寅）和几个子女都是共产党人，本人思想进步。他又是董长安的异父同母兄弟，后台有利。夏到任后，便对几个劣绅的横行不法表露不满。林华卿去求见夏，碰过钉子，要他“堂见”。这就增加了安县形势的微妙性。
杨子青回县，抓住这个时机，利用夏正寅与舅父的良好关系，马上去拜会他。夏一口答应支持，经过县行政会议议决，立刻在城医拨了栋房子，给了一笔经费，又物色了一名姓李的办事员，一名姓胡的公务员，很快就推出了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
这件事办得顺利。筹备处周围聚拢了县里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教员如史鸿仪、赵槐轩、李爽亭、曾学渊、王行之、刘际唐，还有去上海求学未成的谢荣华。一伙人在场集天上街宣传，向市民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揭露县里魏道三等人宣扬的国民党右派观点，及他们与外国教士的勾搭关系。不过仅仅是造些舆论。
斗争的焦点，暂时集中在县团务干部学校。这个学校本是为驻防军培养下级干部的，1927年初开办，校址在城北城隍庙。它不收学费，除绅士们保荐的袍哥子弟外，一百多学员中大部分是贫苦青年投奔来谋生路的。夏正寅推举了本地“工专”出身的刘炳（景星）筹备。杨子青与刘在1926年冬相识，还谈得来。刘一任校长，便来邀他作政治教官。他意识到这是发展组织、掌握武装的好机会，即写信给周尚明，请派得力干部参与。上级果然重视，刘愿庵便派了高凌来任专职的政治教官，他也在学校兼课。
高凌相当精干，凡事极有主张。他来后，杨子青觉得在安县有了依靠，大事情都与他商量。团务干校有了高凌，进步倾向很快显示出来。学员的帽徽本来是赤黄蓝白黑五色组成的五角星，被认为是军阀标志，换成了橙黄色的三角形。军训和理论课程也都步入正规。这个学校的变化立即遭到城里劣绅们的反对。只是由于有夏正寅在，斗争尚没有表面化。当时，川西北的军阀，没有立即跟上“三·三一”惨案、“四·一二”政变的步伐，通过夏正寅，还在要求左派人士去中坝（江油）帮助筹备董长安司令部的政治部。夏正寅找到他和高凌，后经请示，组织上派张秋高、姚自若等党员前去。这期间，郑慕周热心地扩充汶江小学，捐资创办县图书馆。他介绍省一师的同学来校任教，并委托省一师的老师张秀熟先生开出书单，买了不少新文化书籍，主要是商务出的“万友丛书”、共学社的翻译丛书，后来又购置了李调元的《函海》、一套汉文版的藏经及旧书，使图书馆初具了规模。由于有了这点政绩，1927年年中，当原来的县教育局长被控告去职后，夏正寅提出让他接任。他起初不愿做，高凌却积极赞同。他在安县教育界的好友马之祥等也鼓动他。后来，组织上也批准了，才正式接受下来。走马上任前，马之祥开玩笑地说：“准备挨‘快邮代电’啊！”这是当时控告一个人的简捷、流行的方式，意思是说，当上了局长难免会遭到各方面的攻击。
他似乎成竹在胸，把县党部筹备处周围的青年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做事。让李爽亭当教育局文牍。李是个秀才，曾在地方部队干过笔墨差事。又让唐绍周管财务，自己不沾钱财的边，甚至还拿出局长的薪水补贴李爽亭等人。他着手把故乡教育界的老朽们换下去，干得大刀阔斧。全县设的三个督学中，曾学渊、王行之两人都是青年师范生，杨子青把他们从一般的小学教员提拔上来。各乡镇的小学校长，原先不少是乡长、镇长挂名，或被一些前清有功名的人把持，这时均遭免职，换上一批年轻有为者。县立高小的校长萧伯镛是个拔贡，换上了谢荣华。连他的一位老师蒋品珊，也这样被撤掉了。这些做法引得全县的旧绅士们大哗。而他却被自己施行的新政弄热了头脑，依仗着舅父的力量，一味地推行下去。他在教育局长半年的任上，还力主把城关东面的武庙拆掉，平整了土地，规划了县立公园。这个公园一直存留至今。
正当杨子青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安县的进步势力，一切似乎可以大有可为的时候，本县的右派势力，发动了监关刘炳的事件。这年秋天，夏正寅外出不在县里，豪绅罗伯卿们设下圈套，唆使团务干校的“收支”（即会计）陈南轩（萧伯镛的舅子）卷了帐簿潜逃，然后买通一个姓沈的司法，逼刘炳清算学校的帐目。但是，在查帐的前一天，突然以刘炳胡乱开支经费做木船在城南汶江供游划为罪名，将他收监。
杨子青得信后，紧急找高凌商量，认为劣绅联名上告刘炳，意在搞垮干校。现在要使他们的想法落空，应防止校长位置受控。等夏正寅返县后，在夏与郑慕周的支持下，他提出推刘巨川为代理校长，夏正寅邀集县机关法团通过了这个提议。当天下午，他便赶往黄土乡请刘巨川出山。刘与刘炳是本家，旧制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在郑慕周手下也做过事。同城区的土劣是素不相容的。接着，他们又提出，团务干校帐目应待陈南轩归案后清查，设法保释了刘炳。
年轻的杨子青究竟缺乏对付恶势力的经验。这次危机虽然度过，但团务干校从此不振。第一批学员并未结业便被迫解散。高凌离开安县。是年冬，军阀倒向国民党右翼的态度明朗起来，派往中坝的人受到排挤，夏正寅调离①，县长换成张琳，形势日渐严峻。
此时，他已开始在自己周围选择可以发展的党员，打算在家乡建立共产党特支。他曾考虑过的人选，在他的“文革”交代材料《我所发展的党员和入党对象》中有所记述：马之祥，秀水人。小工商户出身，家有一座油坊，自己榨，零售，也帮别人榨。他在中坝省二中毕业，考入成都“工专”，中途辍学，回家榨油，直接参加劳动。他是有名的高材生，有人要接济他读完学校，他拒绝了。我在成都读书时就听同乡谈起他。1925年左右认识，他比我大十岁，但像平辈朋友一样谈得来。舅父要办汶江小学，要我帮他找教员，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他。我去秀水聘他出来，一直教到解放后，当县教育科长去世。我与马之祥，时局、家事都谈。谈过量变、质变、渐变、突变的哲学问题。介绍他看的书，不限于一般人看的进步书刊，还有《通俗资本论》，恩格斯的《家族和财产的起源》、《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反帝、反封、反蒋，他态度一直好，也肯钻研问题。毕竟不是青年人，我与他谈入党，他反应比别人冷静。当然是同意的，但后来没有主动提这件事。
（马之祥是你在故乡最好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位置可不简单。从你这段客观叙述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