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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党。回忆“青救”时期张志超的才华能力，我不禁深深为之叹息……
二十三
武汉和上海，都在大江之边，然而“溯游从之，道阻且长”——他们已经隔绝了半个世纪。鸿雁往返，密密相约，他们在期盼着今生的劫后重逢。终于，王冰松摔折的腿伤痊愈后，她决定艰难成行了。
那天，激动的大伯换上了整洁的对襟服装，让我赶紧擦拭窗户。临近中午，我听见一个宛若女生的恬美声音——请问张志超先生是住这儿吗？我赶紧回头，看见一个风韵犹存的老人略显局促地站着。她已星霜上头，鱼纹在脸，但是仍有一种高贵的美，在朴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从厨房冲出来，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来人。尽管这是相约已久的聚首，但两个老人彼此瞩望着对方的容颜，依旧一时不敢相认；或者说他们一生的期许、渴望、误会和寻觅，积淀了万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时，却顿时遗忘了语言。
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做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某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
2008年1月26日于大理茶隐村舍
4．生于末世运偏消——幺叔的故事
一
每个人的记忆，大抵都应该有个起点；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断画面组成，仿佛面对一幅淋漓挥洒的水墨长卷，以致连作者本身也无法辨出它的始笔了。
我的回忆逆江而上，从宜都进入清江（古称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达它的源头——在那里有个小镇，大约是古代的屯戍卫所，唤做汪营。
汪营傍河而建，几百户人家，多居于吊脚楼上。彩廊下的水流，在流经我童年的窗边时，还细小得尚无名字。现在想来，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线泪痕，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然而，正是这寂寞中消长的九曲涟漪，滋养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个牟家，他们子弟的兴衰荣辱，却正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奇特历史。
二
很长时间以来，事实上我已经淡忘了幺叔；甚至汪营小镇那摇摇欲坠如悬崖危巢一样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梦中，才偶尔荡漾出人世间最初的温情。前几年回鄂省，大姐感伤但平静地对我说——幺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后是带着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话重新拉进了一段岁月，内心如潮，但言语中却仓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仿佛就当是一个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吗？我想起1978年在大学时写幺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铜墙铁壁中写幺叔的笔记，我深知，他苦难的背影从来未曾从记忆中删除。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陽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其实，幺叔和我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我知道，在我们家人的心中，素来是视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亲戚的。患难岁月中的惺惺相惜，结下的一些殊胜缘分，时常是胜过许多平常亲情的。
幺叔姓牟，名鸿光，是汪营牟家的少爷，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辈的，按他们至今不乱的谱书，他就要算是最高辈分的一代了。牟家不仅在汪营，乃至整个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幺叔他们这一支派——号称高升堂牟家——可谓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门世家。高升堂是他们祖上世代传承的客栈货栈的连锁堂号，延伸在从小镇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的驿马风尘中，有多少商旅行贾和英雄豪杰出入于他家的屋檐。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时代，贿选总统曹锟才会为这个僻乡蛮土的人家，亲自题匾为——惠及闾里。
三
要说幺叔，无法回避的要先介绍他的长兄——牟鸿勋。
民国年间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说，牟鸿勋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幺叔年长许多，早在1908年便从武昌两湖师范毕业了，并经著名革命家孙武引荐，加入了当时的反清秘密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前的预备会上，牟鸿勋被推为起义的司勋和政治筹备员。孰料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检查炸弹时不慎引爆，清军戒严搜捕，将正在准备首义的牟鸿勋和彭、刘、杨等志士抓捕。审办此案的是督练公所的总办铁忠，很快监斩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却把牟暂锁于文昌门监狱备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刘杨路，倘牟牺牲，则此路又当多牟字矣）。坊间另外的说法是，铁忠曾为牟鸿勋的恩师，对他向来赏识，眼见清室倾危来日无多，故意笔下超生，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后，首义成功，武昌光复，党人迎牟出狱，留任咨议局谋略。
但很快北洋军出兵讨伐，南北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危急。牟鸿勋乃倡议主办革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并亲任经理。这可以说是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名的第一份报纸，在政局未稳的当时，以号召革命巩固共和为宗旨，对南北议和清廷逊位建立民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谋略处改稽查部，牟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实业部，李四光为部长，牟出任副部长。袁世凯政府时代，牟为共和党提名，当选为众议员，并获授勋五位。
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牟鸿勋潜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任司令，牟为副司令。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曾先后获授文虎、嘉禾勋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绝南京政府的电邀后，病逝于武昌。
四
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下文要叙述）；虽在偏远乡村，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解放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地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才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时代中，开始了“五类分子”生涯。
五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地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成为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他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