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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最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的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当然，唱戏、演出都要有花销。曲社的后台老板是范崇实，他是丝业公司的经理，有钱，有权力，也有本领，肯出钱出力。拿钱的事都找他，只要是为曲社，他二话不说就掏钱。他平时看起来倒是一个相当文雅的人，却很有武功，听说从前在上海，有人拿枪指着他的脑袋要挟，最后都被他降服了。有一次有人开小车来逮他，他一手就把两个人抓住了。他开始学唱小生，后来改唱老生，就唱得很像样了。他人好，待我们昆曲的人很不错，总是在帮忙。」
张充和（左）与张元和（右）在昆曲表演中，摄于张氏姐妹一九八六年应邀为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在北京政协礼堂的演出。此图被俞平伯称赞为「最为蕴藉的一张」昆曲图。
我问：「你们当时登台演出，都有钱么？就是今天说的——出场费？」
张先生笑了：「哪有什么出场费哟！我在重庆唱戏，从来没拿过钱。我在重庆的师范教书也不拿钱，还得要自己掏钱租场地。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在教育部拿了一份整工资，倒不太为花钱操心。曲社要唱戏，首先要有人教戏。我在重庆的师范有位女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叫翟贞元，扬州人，她负责教小生戏；我教旦角戏。重庆的师范当时校长是马客谈，也爱昆曲，干脆就把我找去师范，开班教戏。我在青木关教育部，师范在北碚。我两个礼拜去一次北碚教戏，主要教唱，教学生旦戏。当时学戏的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里能登台的有两三个。我还记得有一位叫笪瑞珍，当时才十几岁，唱得不错。记得抗战后我回到苏州，她还跟我通过信。」
我说：「毕竟是战争时期，重庆那时候也经常要挨日军轰炸，你们的曲社，怎么维持正常的活动呢？」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的师范，在北碚乡下。曲社要唱戏演出，我就从北碚带几个学生过去，唱主角，再请人配戏，跑跑龙套什么的。」
「那时候，曲社都唱过什么戏？」
「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老人家忽然发起感慨来，「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杨荫浏（1899—1984），又一个中国音乐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今天一般的读者，也许无缘读过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著述，但是，一定都听过二胡曲《二泉映月》和古曲《满江红》。《二泉映月》这块中国民族音乐的珍宝，就是杨荫浏在一九五○年间，回到故乡无锡，亲自为盲人流浪艺术家阿炳录音、记谱而得以传世的；古曲《满江红》，则是一九二○年代由杨荫浏以现代简谱翻译古谱，并填上岳飞原词，才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提起杨荫浏，张充和的神色变得活泼起来：「杨荫浏啊，他既是我的长辈，我们也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了很久，从云南一直到重庆。」
我注意到，提到昆曲、音乐和书法，老人喜欢用「玩」这个字眼。
「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中年时期的杨荫浏
屋子里，一时充盈着张先生的笑语欢声：「我到重庆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跟沈从文、朱自清他们一起编教材，我管诗词、昆曲、音乐这一摊，沈先生管现代小说，朱自清管散文。那时候西南联大刚成立不久，沈从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我们花二十多块钱租了一个大佛堂，有四间小房可住人。前楼是沈从文一家，我住后楼；杨荫浏刚从后方来，住在旁楼；在西南联大管行政的杨振声，住另一个旁楼。我们几家人那时候吃、住都在一起。杨荫浏在昆明学校教音乐和算学，每天夹着个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总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杨振声、梅贻琦几个人，老远的跑到昆明学校去看他，他看见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们只好直接到他房间去了——他的房门永远开着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恍然想起我们是他的客人，慌忙从外面跑回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张先生说着呵呵笑起来，「杨荫浏研究的乐理方面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懂。他本来是学科学出身的，听说从前在燕京大学，他教的不全是文科，还有理科。他的笛子吹得很不错，经常为我们唱戏吹笛子，一板一眼的，很讲究。可他不会背曲，吹什么都得看谱，所以他把我唱的很多昆曲唱段都翻成了五线谱。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为很多赞美诗作曲，可是，他从来不向我传教。我的一个侄女当时和我住在一起，也信教，倒是一天到晚地向我传教。」
我插话问：「张先生，你有什么信仰吗？」
她笑笑：「没有。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从前带我长大的祖母倒是吃长素的佛教徒，心很诚的。可是我祖母从来不叫我信佛，也不要我吃素。她吃素，我在另一个小桌上吃荤菜。她的厨房都做素菜，唯一例外是给我炖汤，可以有荤的。」
这张富有代表性的张充和青年时代照片，即摄于一九三九年左右的云南呈贡云龙庵佛堂。
我知道我们又扯远了，就想拢回到重庆的话题上。
「我给你讲一个在重庆演戏，跟梁实秋和老舍有关的故事吧。」老人家喝了一口茶——她家里总是备有上好的当年新绿茶，据说是大陆亲友们每年都惦记着给她隔洋捎来的新茶。
「当时教育部新成立了个礼乐馆，在北碚。要唱戏，劳军演出，重庆的人都要下来帮忙。那次演出是教育部组织的，梁实秋、老舍当时在编译馆做事，答应两人要出一个相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是丁西林，也懂音乐，他们负责搭台、装灯；我呢，就负责给唱戏的找配角。那场演出很盛大，来北碚的人很多，住不下的人都挤在礼乐馆里。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台化妆，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一边练一边大笑，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实秋是捧哏的。排练时，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梁实秋说：『你到时别真打，比比样子就好。』结果到了台上表演，说到兴头上，老舍的扇子一挥，真的就打过来了，梁实秋没有防备，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梁实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下面掌声大作，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来一次）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相声讲不下去啦……」
张先生轻声笑着，屋里的空气在欢快的回忆中跳跃着：「那一年到台湾，梁实秋跟我回忆起这一段跟老舍说相声的趣事，当时还录了音。前些年老舍的儿子舒乙到访耶鲁，我把这个录音和老舍与我的合照都让他带走了。这回（二○○七年春）我在北京开书画展览，舒乙在开幕式上讲了这个故事。可是他没讲对，我当场纠正他：当时梁实秋的眼镜没有被打掉，是打飞出去又一手接住啦！呵呵……」
张充和手抄的昆曲工尺谱
昆曲工尺谱
老人对细节的清晰记忆，从来都让我们这些晚辈叹为观止。
我问：「什么是礼乐馆？你刚才好像说，你后来是从青木关搬到了北碚？」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我记得，「蒋委员长」好像在抗战时期提出过「新生活运动」之类的口号，也许这新成立的礼乐馆是其中的一个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