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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撑着小船溯流而上的采薇少年」（见拙文《香椿》）的角色和心情。从二○○七年到二○一一年这三四年间，作为并不年轻的晚辈后生，我时时傍在张充和老人身边听故事，学诗习字，听曲品茗，受教受诲；每每沉浸在绵长幽深、瑰丽淡雅的历史峡谷和世纪烟云之间而忘却时光流逝，忘却辈分差距，好似正与长辈先贤把臂晤谈、低吟浅唱，一起为先生娓娓言来的故旧人事喜怒、惊叹、惋惜、神往……那真是笔者数十年风波颠扑的人生中，一段最为怡静润泽而又受益丰厚的时光——可以随时感受到享受到的那种细雨润土、落红护花般的暖意抚慰，可以闻得见岁月这坛醇酒散发出来的袅袅馨香。我把她，视作命运赐予自己的一段「奇缘」和「福报」。如果今天阅读本书的读者，能够获得略略相似于笔者当初的感受，那就是记述者最大的成功和最好的安慰了。
张充和与笔者合影，摄于开始做访谈的二○○七年。
张充和与笔者合影，二○○九年十月。（谭琳摄影）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本书故事的主人翁——马上就要寿辰一百岁的张充和女士。没有她的慷慨应允和娓娓讲述，并允许我在讲述过程中详细记写笔记（足足记了两大本子，还加上零散纸张），此书不可能写出；没有她老人家日后在许多初稿篇什上逐字逐句的审阅校正，修补了许多误录误笔，此书文字记录的准确度和清晰度，也是会大打折扣的。自然，我自己在先生面前受到的教益，更是让我受益终生的，我对此的感念感激之情，更是难以一一言表了。
此书的终于得以成形，还要更具体地感谢两位贤长：一位是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另一位是我在耶鲁大学的师长兼同事、我深为敬重的孙康宜老师。我本是写作行当里的一位散漫人。日常忙于教书事务，只是把写作当作一种倾吐、一种「瘾」，多年来的文字随写随丢，能成形成书者，每每十不到五六，甚至三四。也许有读者已从海内外报刊中读过书中的某些篇什，其中好几篇文字，都是在《明报月刊》首发的。去年夏天在香港与潘耀明大哥相聚，他就主动提出：你这一组关于张充和的稿子应该早点结集成书，你就交给我们香港的出版社先出吧。可是，回到耶鲁，教书与杂务繁杂，我又把编书的事搁下了。二○一二新年除夕，孙康宜老师赠予我她写的关于张充和的新著——台湾版的《曲人鸿爪本事》，就催促我：「我早读过你手头许多写充和的稿子，为什么不早点成书呢？」听说了潘耀明先生的建议，她更是给我撂下了「重话」：「此书的出版宜早不宜迟，你应该马上着手，最好能赶在老人家百岁生日前夕编出，作为一份贺寿的礼物吧！」——可以说，没有康宜老师这「重重」推的一把，这些文稿，至今还会是「珠子散了一地」，捡拾不起来呢。
在书法课余，张充和为笔者及笔者的耶鲁办公室（澄斋）随手题写的法书手迹，二○○八年春。（笔者提供）
一本书的完成，其实就是一座建筑、一道大桥、一条道路的构筑过程。里里外外应该感谢的，还有整体参与或者构筑各个部件的许多人。比如多年来在张宅无微不至照顾充和老人、同时也为我的访谈提供很多帮助和方便（包括帮助摄影）的小吴（吴礼刘）先生，还有给予我催促压力同时又细致参与本书各方面工作的两位责任编辑蒙宪兄和曹凌志兄，等等。而其中，二十年来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我、照拂我的妻子刘孟君（还有我们的女儿端端），是我一直不愿提及、却是整个构筑中最重要、最坚实的支撑部分。没有她们给予我的充分理解、体谅和动力，包括时时提醒我抽空多看望充和老人，照应老人和其他长者的日常需要，就不会有我与充和老人等众位耶鲁贤长们的深挚交谊（有一回，听说充和老人想念苏州的卤件——卤水炖肉，妻是北方人，就仔细查着菜谱，用酱料卤好了肉炖得软软的给老人送去，让老人食指大动），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么一本有趣的书的诞生。在这里，我要特意要为自己挚爱的妻女的长年支持，留下深谢、深敬的一笔。
此书在编排上从一到十四篇，是张充和讲故事的讲述实录；十五到十七篇，是记述我和充和老人交往中发生的趣事；十八到二十二篇，是我以往发表过的与张先生或多或少相关的文字。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虽然一如上言，本书记录老人讲述的故事（包括把书题定为《天涯晚笛》，并请老人亲自题署书名），其中的主要篇什都请老人一一审定校补过，这些都是在充和老人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得到她的首肯和参与的；但是，近一年多来，老人家身体日见衰弱，记忆和心情都大受影响，一方面我们这些晚辈后生不忍过多叨扰，另一方面老人家愈来愈少见客，不愿意让我们看到她身体的现状，本书中几篇后写或补完的文字（如《古墨缘》、《张门立雪》、《非逻辑片断》等），就很难、也不宜再请老人审校了，所以，其中涉及的一些故旧人物的姓名和细节，很可能会发生记录笔误（若然，文责由我承担）。因之，在不可能亲自就教于张先生的时候，我是借助于手头边与张充和有关的出版物——主要是金安平老师的《合肥四姊妹》与孙康宜老师的《曲人鸿爪》，加以人名、史实和时间、地点的互参互校，以尽可能保持记录的准确度。在此，我要特意感谢两书作者——金安平和孙康宜老师，在完成此二书过程中所做的细致入微的案头考据工作。
二○○九年春，华洋弟子与张先生摄于耶鲁东亚图书馆为张充和举办的祝寿展览上，左起：温侯廷、孙康宜、张充和、笔者、邵逸青。
还有一点，充和老人日常的说话语气和言述风格，基本上是优雅蕴藉中带着直白明锐的。我在记述过程中，尽可能保留这样的特点，把她谈及的久远人事和切身感受作真实的文字呈现。但是，因为老人的天性怡淡和与人为善，还加上爱惜羽毛、洁身自好的自我要求，我也注意到，在经过她审校的以往许多记录文字中，有些涉及对具体人事的看法，行文中直白的判断和稍重的语气，都被老人提笔删去了，或者提议我把话语的棱角修圆。那些篇什，我自然都遵从老人的意愿加以修订。但是，最后完成的、因为老人身体现状已无法请老人过目的文字，我就依然保留了老人谈话时的原状；涉及的具体人事我虽然会下笔谨慎，但也力求存真（因为我以为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张充和，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保留了一些很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老人意愿呈现的文字原貌。在此，也向时在封笔静养中的张充和老人家致歉吧。
写到这里，还有一点我还需要加以特别说明：此书中，我唯一没有按照老人意愿记录成文，最后在编稿时也决定放弃的，是充和老人在跟我谈话时一再要求我写下的，她认为《合肥四姊妹》一书中某些记录片断的偏误。我为此认真细读了《合肥四姊妹》全书，我认为作者在访谈、研究和考据中花费了巨大功夫，这是一个认真严谨而别开生面、非常值得尊重和肯定的历史文本。其中所牵涉的一个大家族的复杂人事和所关联的几百年历史，出现一些细节记录的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宜苛求的。作为口述实录的后进作者，我深知其中的甘苦，更不愿以单篇的文字，给这本富有读者口碑的好书，造成可能带来的不应有的伤害。但是，出于对充和老人意见的尊重和对读者负责，老人家多次情绪强烈地要求我记述下来的一点，我愿意利用这篇后记文字，略略加以提示——《合肥四姊妹》北京三联版，提到张母陆英最后生下的女婴，因为有病只活了四五天，最后被家人放弃，「她们就把她抱走，扔在垃圾堆上，那时她根本还没断气呢」一节，充和老人认为严重失实，张家人绝对不可能这样对待女婴：「我们对一只生病的小猫小狗都不会这样做！」她认为，可能是记录时把张家另一个女工人窦干干生下女婴不要、把她扔掉的故事弄混了。因为老人对此处她认定的错误非常在意，念兹在兹，一提再提，要求我形成单独的勘误文字，这里谨作一个记录，以供读者和后人参阅。
最后，我对本书中的图片来源作一些说明：首先，要感谢身兼数学家、摄影家、诗人等多重身份的多年好友谭琳先生，他在二○○九年专程远途赶到耶鲁北港张宅为张充和老人拍照，本书几帧最传神、最精美的张充和老人肖像照，就是他贡献的作品。署名「笔者提供」的，都是笔者所摄或请在场友人代摄的照片。书中关于张充和与沈尹默的书法、绘画墨宝，以及相关一些历史旧照，除了翻拍自充和老人赠予我的两书——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古色今香》（Fragrance of the Past）图册和《沈尹默蜀中墨迹》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友朋及网络。这里，特别向上述各类图片中不容易注明来源出处的原作者或原作持有者，致以深挚的谢意。
白纸黑字，文字即历史。虽然我自己受过的专业训练不是史学，而是文学，但作为一个文字从业者，在记录这些随意洒漫谈来、却涉及无数历史人物和世纪风云的口述故事时，我深深意识到「历史」二字的分量，以及「文字」与「史」的非凡关系。毋宁说，即便是闲散的文字，既然是「口述实录」，只要关涉时光之流中的人物、事体，便都与「史」相涉，都属于「史笔」，便都让我临深履薄，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记述与原话原意走曲，时有不胜负荷之感。所以，自己虽具另一个「小说家」的写作身份，但在写作、整理此书文稿的全程中，我是严厉地摒却了小说写作中用之得心应手的fiction（虚构）习惯，严格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