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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卞之琳在延安。 （右）张兆和、沈从文在昆明。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哄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姊妹』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沈从文、张兆和、卞之琳晚年合影。（张寰和摄）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的回答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这个话题至此就打住了，张先生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姊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这大概才真实反映了这段著名的民国罗曼史的失衡与失重吧。
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单恋」，其实有所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沈从文在他记述昆明生活的《二黑》一文中，曾用华丽翔实的笔墨，如此隐曲地评点这一段「卞张罗曼史」：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黠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冲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将用个三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大部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郑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决不想到这个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
（引自沈从文《二黑》，见《生之记录：沈从文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二○○八年七月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乱世佳人」、书店伙计与「小挎奶奶」
张充和谈她与傅汉思的异国婚恋
连天大雪终于止停。在新英格兰，雪霁初晴的日子总是让人骋目抒怀的。给张先生打过电话后，我几乎是哼着歌，开车穿越白雪覆盖的原野。跳步迈上张家门槛，发现门已经虚掩着打开，老人笑盈盈地迎上来，说：「我走路慢，就先把门开着，不想让你等门。」我觉出老人今天的心情也很好——得，我可以敞开话题，让老人家聊聊汉思，说说她自己的这段异国婚恋故事了。
茶几案桌上，那本《卞之琳纪念文集》还放在一角，和其他几本字帖、杂书摞在一起。我知道，即便因白内障恶化视力锐减，除了坚持写字，老人每天还是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亲友寄赠的书她几乎是随到随读，或粗或细地浏览一遍。所以，有一回她向我说起「郭德纲」、「潜规则」与「男色消费」的话题，我吃了一大惊，连声笑着：「张先生，你很update（紧跟时尚）呀！」原来，那是她从三联书店给她新寄到的新书《话题2006》里读到的。
「你让我谈谈汉思呀？」张充和微微笑着，「是呀，我以往很少跟人谈起汉思，因为就是眼跟前的事情——虽然，汉思也走了好几年了。」张充和的先生——德裔美籍汉学家、耶鲁教授傅汉思（Hans H。 Frankel），是二○○三年病逝的。
老人淡眉轻舒——岁月的图卷，又一次轻轻展开来了。
一九四七年，张充和与傅汉思在北平颐和园。当时充和正在北大教书法和昆曲。（纽约海外昆曲社提供）
「我认识汉思是在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老人的话说得很直白，「抗战胜利后我先回了苏州，后来就到了北平，预备在北大开昆曲和书法的课，那时候已经有学生开始学了。我当时住在沈从文家，汉思常到沈家来玩，就这样认识了。」
我笑道：「我在哪本书里读过沈先生一个回忆，说：『汉思开始还是登门找我学中文的，后来才发现，这位美国年轻人早转移了目标，根本不是冲我来的！』」
「是呀是呀，那时候，汉思一进门，沈先生就大叫：『四妹！找你的！』汉思当然是很主动的，我发现他人不错，很老实，也很热情开朗，我们就这样交往起来了。」
「汉思那时候的中文好么？」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你们日常交流，用什么语言？」
「当然是中文。那时候，他的中文马马虎虎能说，我的英文不好，他来到沈家，跟沈先生说的是中文，我三姐会说一点英文，就中、英文夹杂着跟他说话。我当时在北大红楼也有宿舍，但常住在沈家，汉思就常来。」
我记得从前看过汉思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位帅气儒雅的洋人小伙子，和一位秀外慧中的中国大家闺秀的结合，确是一种真正的「中西合璧」。
我问：「汉思又是怎么认识沈先生的呢？」
「他和沈先生是北大同事，沈先生喜欢在家里招待朋友，一来二去的就很熟了，他常常向沈先生请教一些与中文有关的问题。噢，对了，把汉思介绍给沈从文的，是……季羡林。」老人开始一下子记不起名字，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时候，沈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教写作，汉思在北大教拉丁文、希腊文和西方文学。」
「那么，汉思又是什么时候到北大教书的呢？」
「也是抗战胜利后吧。他是胡适介绍到北大来教书的。汉思原籍是德国，德文自然很好。他的父亲在德国就很有名，二战中从德国到美国来，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教西方古典文学。他舅舅也是一位教西方古典的大学者。他有西方古典的底，通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好几国文字。他中学九年的古典课程都学得很好，十八岁随父亲到美国的时候，在斯坦福已经直接读大三，本科拿的是西班牙文学的学位。他的PH。 D（博士）是在伯克莱念的，他觉得父亲已经在做西方古典，自己不如就改攻一门欧洲的小语种——诺曼斯语，就做这个诺曼斯语的研究吧。他毕业后在加州大学的某个分校教书，胡先生就是这时候认识的他，就请他到北大来教书。」
一九四八年，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时拍摄的婚纱照。
我心里约略计算了一下时间，汉思与胡适的初识，应该是抗战期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汉思那时候有多少岁？」
「大概三十二岁吧。他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