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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外面的街上，温妮带着女儿泽妮和津姬，等待着最后看丈夫一眼。但是人群太拥挤了。当曼德拉等人被囚车拉走时，口号声响彻云霄。“权力！”“属于人民！”英国广播公司“全景”电视节目记者鲁宾·戴设法挤到她身边进行采访，温妮的声明强有力而又勇气十足。然后，她钻进自己的汽车，一边向人们致以非国大式的敬礼，一边驾车离去。回到奥兰多家中，安顿孩子们睡下之后，她再也忍耐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艾伯特·卢图利在一篇向世人发表的感人的声明中说，利沃尼亚案中的被告们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伦理”。他呼吁“南非最强大的盟友——英国和美国……采取坚决的制裁行动”，以“尽快结束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
从两篇报纸的社论中，可以看出南非白人舆论中两种极端的观点。一份阿非利卡人国民党的报纸评论道：“利沃尼亚阴谋是个邪恶的计划，企图通过黑人革命而使白人放弃自由生活方式。”《兰德每日邮报》则宣称，此次审判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经典故事，其失败具有希腊悲剧色彩”。
丹尼斯·戈德伯格作为唯一的白人被告，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拉巴、莫索莱迪、姆兰盖尼和卡斯拉达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都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
按照南非官员的说法，对于政治犯，终身监禁就意味着将在监狱了却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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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章程叫法不一，有的叫依姆比佐（Imbizo），有的叫彼特索（Pitso），还有的叫克古特拉（Kgotla）。
第六章 漫漫长夜
第六章 漫漫长夜
虽然被捆绑着
你却教会了我什么是
自由
虽然沉默着
你却教会了我如何
说话
——（南非）詹尼弗·戴维斯
第六章 漫漫长夜
一、把牢底坐穿
1964年，在曼德拉46岁生日前不久，他二上罗本岛。该岛位于开普敦西北约7英里处，面积很小，土地被风侵蚀得露出岩层。岩石峥嵘，风疾浪涌，四面为滔滔大海包围。和曼德拉一起到岛上的，有西苏鲁和其他利沃尼亚审判案中的被告。在岛上，他的朋友们叫他的部族名字“玛迪巴”。
仲冬，岛上阴湿寒冷；在浓雪迷漫的日子里，从灯塔里传出的雾号声凄惨地回荡着。看守们骂骂咧咧地指挥新来犯人的每个动作，其中一个看守手背上刺有字花纹。起初他们与其他“政治犯”关押在旧监狱，冲澡时必须脱光衣服跑到大约有200码远的津克监狱的洗手间。监狱管理人员牵着阿尔萨斯狗，监视着他们劳动，建筑一个新的“隔离”区，该区有88间牢房，有最大程度的安全措施。曼德拉他们将首批住进这些牢房，这一点可以由刻在水泥板上的他们的姓名证明。一堵30英尺高的墙将他们与其他牢房隔开。这些单独囚禁的政治犯占据了一个中央天井的一边，另一边是被判无期徒刑的刑事犯。
囚禁曼德拉的牢房很典型，大约7平方英尺，有一个40瓦的灯泡用来照明，地板上有一个垫子和两条毯子。狱服是短裤和黄卡叽布衬衣，难以抵挡夜晚的寒冷。太阳出来之前，这些政治犯们便被叫醒，用凉水洗脸，然后修面、清理便桶。曼德拉和大约30名难友们轮流分发早餐：每人都有粥，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种可以得到一匙糖和一份面包，非洲人则只有半匙糖，没有面包。午餐和晚餐主要是玉米、无味的汤和清咖啡，有时添给小块的肉或一些蔬菜。
每天，从早到晚听到的尽是看守们高声吆喝的声音、命令他们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叫他们不要出声，因为他们处于“隔离状态”。
于是他们开展斗争，先是争取基本权利：到牢房外面锻炼身体，做有用的工作，允许相互交谈，增加毯子，发给长裤，改善并增加伙食。每周六早晨他们都提出抱怨，狱方官员视之为玩笑，但曼德拉要求他们认真听取意见。他坚定、冷漠地表示礼貌，不是把监狱官员当敌人，而是把他们看做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执行监狱规定的人。
几个星期后他们迎来第一次胜利，尽管微不足道：让他们出去坐在后天井里，用锤子把岩石砸成小碎块。如果发现谁谈话，就罚3顿不准吃饭。第二次被抓住将被罚5顿不能吃饭。但他们设法通过叮当的锤声传递信息，相互交流，甚至玩起文字游戏。
丹尼斯·布鲁特斯是个学校校长、诗人和体育抵制运动组织者，他由于违反禁令被判短期徒刑。他还记得一种游戏：每天由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在小组间互相传递，这个问题通常是一个人单独在牢房里冥思苦想的结果。曼德拉曾问过费边社的来源是哪里，费边社是一个社会主义团体的名字，G·B·萧伯纳和H·G·韦尔斯都是其成员。布鲁特斯回答说：费边社来自罗马大将Fabian Maximas（费边·马克西姆斯），他高明的战术逐渐地使汉尼拔（Hannibal）的军队筋疲力尽。因此，这一名字被象征性地用来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
在院里劳动的头几个月里，一位报社的摄影记者被准许为正在砸石头的人拍照。他还在犯人们休息期间拍了一张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的照片——这是漫长的监狱时光中他们拍摄的唯一照片。
由于利沃尼亚一案被告们受到监禁，后来的“民族之矛”和非国大领导人及组织者又遭到逮捕，流亡国外的非国大承认“敌人沉重打击了运动的核心力量”，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政府对在押人员进行了90天的肉体和心灵折磨，并花钱收买告密者，这使得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民族之矛”以及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不断遭到逮捕，从大陆来到罗本岛。白人政治犯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黑人妇女通常被关在克龙斯塔德。罗本岛只关押男性黑人，他们中有教师、农民、医生、劳工、会计、工人和工会成员，年龄从15岁到70岁。在这个小岛上人们空前地团结一心，尽管关押在特别区的领导人与其他牢房相隔绝。普通区里有1000多名政治犯和大约300名刑事犯，每个牢房60人。不久，由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被投入津克监狱，纳米比亚人也来到了岛上。罗伯特·索布克韦被拘禁在白人看守住处附近的一座房子里，由卫兵看管。
仲夏，曼德拉和隔离区的同志们被派去罗本岛中部的石灰矿劳动。曼德拉走在前面。“快点！快点！”队伍后面的狱吏命令道。曼德拉故意走得很慢。“快！快！”狱吏重复个不停。曼德拉不理他。这时，作业小组的成员们随着他缓慢的步子，唱起“自由之歌”来。当普通区的作业小队走近时，曼德拉他们被命令停下来，转过身去，等待这些人走过去。不许交谈，不许交换眼神相互鼓励。可是，当局不能阻止他们欣赏岛上开满黄花的灌木和桉树；偶而还能看见一只小鹿或一只鸵鸟。而在东南方遥远的地方，隔着波光闪闪的大海，是一片朦胧的桌山的景色，隐隐约约出现于开普敦上空。
在采石场，犯人们用尖镐和铁锹挖掘石灰，然后将石灰石板装上汽车。他们被赶进一个大坑，炎炎烈日之下，大坑变成一个火炉，石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他们被热浪炙烤着，而看守们却逼着他们继续干，“干活，嘿，干活！”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挖着石灰，装车，四肢和腰背酸痛，脚踝和手上都磨起了泡，眼里全是沙子，痛得很。下午，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到监狱，浑身都是石灰粉末。他们找一个最近的地方洗澡，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牢房的垫子上。每天晚上，看守们一下班，牢房里就传出犯人们一起祈祷，一起唱自由歌曲的声音。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直到在抱怨时间里曼德拉提出了他们的抗议。脚镣去掉了，但是他们希望做有用工作的要求从未得到同意，他们继续在那个历代犯人挖的大坑里劳动。罗本岛最早的“居民”是海豹（荷兰语叫罗贝）、企鹅和蛇，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最早一批在好望角建立基地的欧洲人，认识到这里适合作监狱：大海不仅使犯人难以逃跑，而且可以阻挡不受欢迎的采访者。罗本岛成为黑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的一部分。1658年，一个叫奥特舒马约的科伊族反叛者——荷兰人称他赫里——第一个被流放到这里，他也是少数几个逃出去的人之一。荷兰人还把爪哇和摩鹿加群岛造反的酋长、国王和君主流放到这里。以后，英国人在19世纪占领好望角，将曼德拉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崇拜的那些英雄中的某些人放逐到该岛上。马卡纳和马科玛是被殖民者优势兵力所击败的阿马科萨人的伟大、勇敢的酋长们。他们俩分别在1819年和19世纪50年代被关至该岛。马卡纳逃出去时淹死了，一些犯人称此岛为马卡纳岛。英国人把各种族的慢性病患者、精神病人和穷人们送到岛上，其中还有麻风病人。很多人死在岛上，他们的尸骨与那些死于无期徒刑的黑人囚犯的骨头以及被放逐者的骨头混在一起。1959年，司法部长沃斯特宣布，罗本岛将是关押“非白人犯人”的最安全可靠的监狱。据称该岛固若金汤，因为不允许任何船只驶近1英里以内，而且海面上水流湍急。
政治犯属于D类：每6个月允许写一封500字的信，可以进行一次探监，只允许谈家庭琐事。温妮曾形容说在失去“形象如此高大的人”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痛不欲生”。当她“摸索着前进，努力适应”时，就反复读他的第一封信。
当第一次探监日期到来时，温妮同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卢图利的女儿阿伯蒂娜·恩加卡娜（她的丈夫在服短期徒刑）一起出发。她们千里迢迢来到开普敦。在码头上，她们要在犯人探视记录簿上签名，同意遵守以下规定：不许带相机，不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