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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出来指责作为盟友的非国大政府，而非国大方面，拉马弗萨这样的矿工工会前领袖因为此时自己也成了矿主，却出来指责罢工的“暴徒”，而他不久前还在反对姆贝基“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作为“左派”冲锋在前！作为另一极，前非国大青年联盟首领马勒马不久前因“极左”刚被非国大开除，此时便再次鼓动矿工要求“矿山国有化”。可是绝大多数矿工只求加薪，并不认为“国有”官僚比民营老板更好对付，连南非共也反对他的主张。
马里卡纳事件最终还是以妥协解决。事实上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这也是“阶级斗争”的通常结局，马里卡纳流了那么多的血，应该是个例外。但是人们总是有平等诉求的。南非的贫富悬殊起源于种族隔离时代，谈不上起点平等，后来的“蜜蜂法”也有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之嫌，规则不尽公平。那怎么办呢？
人为“拉平”等于搞普遍清算，不仅大动荡的代价社会难以承受，而且从津巴布韦“革命”的实际效果看，南非人民对此也不敢恭维。那么通过税收—福利的“二次分配”来进行平等化的调节，就是民主社会里并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所当然的结局了。
姆贝基时期的非国大政府，由于在鼓励投资、开放市场、维护产权和财政—货币政策方面的谨慎政策（不搞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被南非共等左派攻击为“新自由主义”。但如果从分配方面看，这届政府其实还是非常左的。正是在姆贝基时期，南非出现了由“负高福利”向“正高福利”的急剧转型。
南非宗教人士就马里卡纳惨案发出呼吁
我以前曾提到阿非利卡白人统治的南非有“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特征，单就白人而言那是个几乎类同北欧的高福利体制，尤其是“穷白人”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黑人则处于“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境地。由于初始分配就是黑贫白富，二次分配又是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这种“福利”在宏观上就成了一种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反向调解，我称之为“负福利”。民主国家只有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分，是不可能有“负福利”的。但是旧南非和我国这样的“负福利”就是个严重问题。
改变负福利的方式有渐进和激进之别。渐进方式是通过逐渐增加最下层的福利而控制上层的福利，减少反向调节的力度，或者说是从“负高”变成“负低”，逐渐变成“零福利”（不一定是无福利，但福利分配与初始分配同比例给予，不平等既未增加也未减少，调节效果近于零），再进一步变成正福利，这时才有西方意义上的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别了。我国这些年的福利改革正处于零福利前的渐变过程。我曾以某省的医疗改革为例：过去最底层的农民完全自费看病，一般国家职工比农民初始收入就高，却还有基本水平的公费医疗，而高官初始收入更高，又享有无限制全额公费医疗，这就是“负高福利”，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仍比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低，比高官的医疗待遇更低，但总是有胜于无，与过去相比，就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仍然是“负”，但负得少了，离零福利的临界点近了，这还是进步，也可以说是渐进吧。
这种状况也相当于旧南非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情况。当时由于黑人的抗争、国际的压力和白人开明力量的推动，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专享变成在覆盖白人的基础上也向黑人渗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总支出（即国家财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约40％被用于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白人，而43％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白人还是占很大便宜，不过黑人也多少有了点，也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了。
但是1994年以后，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曼德拉…姆贝基时代虽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从产权和初始分配上剥夺白人，但二次分配的变化却很激进。南非的福利体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倾斜变成明显向黑人倾斜。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社会支出用于黑人的比重从43％上升到80％，而用于白人的则从40％急降为不到10％。＇27＇这等于把原来白人中实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上，原先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现在黑人得到雪中送炭，白人却“有锦无花”了，南非从“负福利”不经临界点直接进入了正福利，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应该说是高福利。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剧烈。而这个变化，事实上在姆贝基时代已经完成，所谓“民粹主义”的祖马上台后也没有再做多少。
“非洲的瑞典”，还是“非洲的苏联”
问题是姆贝基不这样做行吗？
与我们中国不一样，旧南非的特点是无论政治民主还是经济公平，在白人内部都已经有了很先进的安排，但由于种族歧视，这种安排只供白人专享而不实行于黑人。因此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向就是让黑人也享有那些原来只供白人专享的东西。正如政治上的变革只能是使黑人也拥有原先白人才有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把“黑人家园”的“传统酋长制”搬到白人那里一样，经济上的变革方向，当然也只能是让黑人享有原先白人中的那种社会保障，而不是反过来把原先黑人那种“既无福利也无自由”的悲惨状态推广到白人那里。我们这里有些人会把所谓“西方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中国”看成是“反西化”的“爱国”口号而不是公然歧视中国人的汉奸口号，但是在南非，鼓吹“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黑人”的只可能是歧视黑人的白人顽固派以及类似“黑奸”的“黑人家园”亲白酋长，而黑人解放运动无论渐进还是激进，都是要求“黑人的人权标准必须等同于白人”的。
中国将来可能不需要在农民中推行高福利制度，因为过去中国在城市里搞的也不是高福利，与南非白人中原来的民主福利制度主要照顾“穷白人”不同，中国城里的福利也是先官后民、按权分配的负福利，不存在把城里的福利制度复制到农村的问题，只能在城乡都走出负福利的基础上建立城乡平等的正福利体制，至于由负转正后的福利是低还是高就不一定了。但是南非不同，要想既避免贫富对立导致马里卡纳那样的悲剧，又不搞津巴布韦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一套，相当高的二次分配力度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发达国家经济中有“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两大传统，那么新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为什么就不能更多地偏向“自由放任”呢？
其实姆贝基政府不是不想这样。但是他们只能在保护产权、承认初始分配之类的领域有点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在二次分配领域他们基本上不能这样。因为我们且不论从左派立场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批评，就是从诺齐克式的“右派”立场看，自由放任的正当性在逻辑上也是以“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为前提的。而在实际上如果起点平等做不到，那就只有在四种状态下人们才能接受“自由放任”：一是起点虽不平等但差别不致太悬殊，二是虽悬殊但这起点本身有正当理由（比如合法继承了清白的财产，或者挖到个大金块），三是是否正当已无法考究只能承认现实，四是虽可考究但起点占了便宜的人在掌权，别人事实上只能承认。然而南非的现实与这四条都刚好相反：第一，种族隔离制度留下的“起点”就太悬殊了；第二，种族隔离已被公认为不正当；第三，种族隔离刚刚废除，不像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已经过了两百年没法追究了；第四，新南非已经发生政权更迭，起点得益者不再掌权而是受损者掌权了。这种情况下要想回避二次分配，那就只能在初始分配问题上或者产权上搞“打土豪分田地”，像津巴布韦那样了。
所以，无条件实行“自由放任”，在新南非是没有这种可能的。真要“自由放任”大概也只能先像津巴布韦那样用强权人为搞出一个平等“起点”，不过有这样的强权恐怕也就不容你自由放任了。所以可供选择的其实只有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或者姆贝基的办法。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是剥夺白人土地，搞工矿业国有化，走“社会主义”之路。而姆贝基的办法就是以大力度的二次分配，换得初始分配可以相对自由，产权无需大取大予。从某种意义上讲，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搞的那一套就像“非洲的苏联”，曼德拉…姆贝基在南非搞的一套就像“非洲的瑞典”。而自由放任的“非洲美国”将来随着两极分化的缓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二次分配必要性的降低或许会成为一个选项，但在新南非初期是不可能在民主条件下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津巴布韦的做法之危害现在已经是有目共睹。不少人抱怨曼德拉与姆贝基没有搞“非洲的美国”，这其实是强人所难、不切实际的。而“非洲的瑞典”当然无法与欧洲的瑞典相比，但与“非洲的苏联”相比，新南非这个“非洲的瑞典”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人分析过，今天南非领取社会福利者人数大约是所得税纳税人的三倍之多，按照国际标准这是极高的比例。＇28＇这意味着在南非平均每个狭义的纳税人（不包括企业法人在内的自然人纳税者）要负担3个弱者的社会保障，这种再分配的力度的确相当高。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南非尽管失业率高企，收入不平等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南非不像大多数世界上发展中的高度分化国家的一点是：南非没有蓬勃发展的“灰色经济”（非正式经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算，南非的劳动力只有15％是工作在非正规部门。而这个比例在巴西和印度都达到一半左右，有的国家如印尼，甚至高达近四分之三。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南非的普遍福利体制。＇29＇换句话说，很多失业的南非人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靠捡破烂、摆小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