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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时态概念很不清晰。遗产与创新同时态共存，任何创新都以认同遗产为标识，掩饰对历史遗产的偏离。创新应该是对遗产的偏离，但却要时时刻刻掩饰，强调继承，不强调创新。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传媒中很多，如果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找到历史依据，生怕别人说是违背了传统。
因而，人们的观念呈现因袭、改良、折中、求同等特征，缺乏求异、否定、革命、偏激等等。文化的历史传播缺乏阶段的跃进、矛盾的张力。
而现代性的历史传播结构应该是这样的（图1…9）：是历史文化传统，B继承A的一部分，但是B本身完全是创新；C继承了B的一部分，它和A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它是通过B接受了A的基因，C本身又是创新，它是连续的圆环。承认历史传播的继承性，但是每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是在对前一层次的扬弃。创新是先导，继承服从于创新的需要，继承只是手段，是实现创新的过渡条件。这是现代性的历史传播结构，我们不能完全抛弃历史，但是历史应该在传播中起这样的作用。传统对后代的影响是间接的，经过若干中间层次的扬弃、变形之后的深隐影响。
图1…9
在这种链式传播图示中，传统遗产是文化的基因，创新的信息来源主要不是传统的遗产，而是积极地吸纳其他方向的信息而形成。创新者可以从外部文化中找到全新的创造起点。创新与继承之间的矛盾，链式结构使得文化观念发展的张力结构获得平衡。我觉得现代的历史传播应该是这种方式，但是中国是一种偏心圆的传播方式。
这些东西好像很抽象，讲这么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的新闻传播中为什么存在这么大量的伦理色彩的要求，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獻的宣传色彩的内容。当然它的直接原因是与我们党靠宣传起家有关系。但是仔细想想，我们党不也生活在我们中国文化圈里吗？
六、陆定一的新闻定义
下面说一下现实的问题。现实中关于新闻的定义，来自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大家学习新闻理论，建议读一下这篇文章。它于1943年9月1日（当时中国的记者节）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不同版本的《中国报刊文集》里面都收入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影响了我们好几代人，所以大家要研究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的时候，办报方针是由社长博古确定的。我可以概括为“以新闻为本位”。党报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是它毕竟是报纸，所以要传播新闻，当时博古是这么想的。头版模仿《真理报》，都是国际新闻，二版是国统区新闻，也就是国内新闻，三版是边区新闻，党中央在边区，所以党中央的新闻再重要也只能放在三版，四版是延安地区的新闻。博古的做法比较符合办一般性报纸的传统，虽然也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还是以传播新闻为主。
这种办报方针确实不符合延安地区的实际情况。延安地区90％是文盲，你天天头版头条刊登的是阿比西尼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西班牙内战、苏德战场的战况，读者不知道阿比西尼亚在哪儿，也不知道西班牙是怎么回事，报纸天天是这样的内容，你说你写给谁看呢？有一次党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抗日战争时期不能够打倒地主，要团结他们抗日；但是部分贫困农民又没有地，这个决议要求地主让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种。这个决议意味着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可以分到一部分土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当地来说是绝对的头条新闻。可是《解放日报》仍然把它放到了第三版头条，因为党中央在边区，第三版是边区版。那天的头版头条是什么呢？是《英国内阁局部改组》。按照我们现在的新闻价值标准，如果是综合性报纸，这条新闻也不至于放到头版头条。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提出党报主要用于指导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这个思路在当时是正确的，是符合延安地区实际情况的。因为在延安地区，党中央和基层的联络渠道非常少，只有高层干部之间可以用电报往来。党中央与基层联系的通路实在太可贵了。现在出现了一种传播方式：送报纸。当然要充分利用报纸来传递信息，这个信息主要是党中央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博古同志以新闻为本位来办报纸是不适合的。所以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版面顺序就改成：一边区、二国内、三国际、四副刊。一版的边区新闻就是党中央的新闻；二版是国统区新闻；三版是国际新闻，放到了最后，因为毕竟延安地区离外国非常遥远，真正懂得国外的人很少很少；四版是副刊，活跃思想，丰富版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就需要否定博古的“以新闻为本位”的办报思想，确立以宣传为本位的办报思想。
图1…10
为了配合这个过程，陆定一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我们毕竟是在办报纸，办报纸就需要学习新闻学。陆定一以此为背景，肯定了西方新闻定义中“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句话。但是我们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中99％是不值得报道的，只有很少很少的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值得报道，这就需要有新闻价值的意识。但是一旦提到新闻价值，《解放日报》不就还是以新闻为本位吗？就不可能指导工作了。在这种很矛盾的情况下，陆定一很聪明，他使用了西方关于新闻定义的概念，但同时又批判了“时宜性”和“一般性”，这是当时新闻学者关于新闻价值的表述。这些都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绪论里说的，“时宜性”是指有时效性，“一般性”是指共同兴趣。陆定一把这些说法确定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加以批判，保留了要“报道事实”。党中央最近发出了一个决议，发出决议本身是事实吗？报纸要报道这个事实，而这类事实中的相当部分，例如一些琐碎的会议、日常行政事务，与社会对新闻的需求，即新闻价值是存在矛盾的。陆定一做了这么一件事，形式上承认了新闻学的一个基本定义，但是抽掉了新闻概念中最核心的理念——新闻价值，新闻时效也没有了，只留下了“报道事实”，无形中把新闻变成了宣传，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所以这篇文章要好好研究一下，他前面是批判戈公振的，没有点戈公振的名字，后面又肯定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强调报道要真实，不能虚构。但这个事实有没有新闻价值忽略不谈。当时党中央和西北局的许多工作安排，经验的推广，是通过报纸进行传达和贯彻的。于是，逐渐形成一种结果：《解放日报》报道的内容当然都是事实，但是许多小实不具有新闻价值。
还有一点，为了让记者忠实地报道人民群众，他强调记者向工人农民学习，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要学习呢？因为你不是生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才是生产者，工人农民养活你，你一定要为工人农民服务，否则你就比二流子还坏，比蠹虫还坏。这段话现在看来显然是不正确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也是创造价值的。可是那个时候就提出了这种错误的观点，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必须依附于体力劳动者。我重点说陆定一提出新闻定义的大背景，这个背景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再提倡新闻学的一个核心要素——新闻价值。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七、我国现代语言文字中“新闻”的内涵过宽
我国现代语言文字中“新闻”的含义实在太广泛了，以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要考虑到为自己文章里的“新闻”概念作一个小小的定义：我说的“新闻”是指什么。否则你说完以后别人跟你辩论，或者你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大家都在说“新闻”这个词，但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很多新闻学的论战，就是在对方使用同一个词，但理解不一样的情况下吵来吵去，最后仔细想一想，原来我们的所指不一样。原因就在于“新闻”这个词内涵太宽泛，这是中国特殊的语言现象。作为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算下来，“新闻”这个词的含义有10种。
第一，是指新闻体裁中最常见的一种：消息。这是经常用到的，说他写了一条新闻，实际上就是指他写了一条消息。
第二，是指各种新闻报道的总和，包括各种各样报道形式、体裁。我们常常说“报纸的新闻版”这句话，其实指的便是报纸上的消息、通讯、时评、采访记等等，统称为“新闻”。
第三，指各种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电影、网络的新闻网站等等）的总称。
第四，新闻行业的总称。比如“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的“新闻”就是指新闻行业。再如新闻业、新闻事业、新闻口，还有一个是战争时期使用的词“新闻战线”，都是指新闻行业。
第五，各种新闻业务工作及其延伸，统统被称作“新闻”，包括采访、写作或制作、编播、实况转播、新闻传媒组织的社会活动等等。
第六，指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在中国，经常叫新闻教育、新闻研究，这是简称，应该是新闻学教育、新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这是全称，但是应该叫“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约定俗成，“学”字没有了。“社会学研究所”，它就不叫“社会研究所”，也是用语习惯问题。
第七，等同于“宣传”，泛指各种与传媒相关的政治性宣传活动或宣传工作。
第八，等同于“舆论”，其实是指传媒的意见、观点，或者是领导传媒的党政机关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