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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的存亡兴衰。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使社会对信息的有益需求大大增强。1994年的一项全国报纸读者调查表明，读者对新闻题材最感兴趣的前三位是：国内突发性事件；国内重大人事变动；国家政策和法令【13】。这说明，信息性内容已经超越宣传内容成为人们首选的读报目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大众传媒逐步进行功能转换，到90年代初期，“传播信息是大众传媒的第一功能”在中国新闻界达成共识。快速传递信息、扩大信息量成为各新闻媒介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以此从机构设置、栏目更动到新闻业务实行一系列改革。同时，信息及时、信息量大也成为各个新闻媒介争夺受众、扩大市场份额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2．经济体制决定着大众传媒的运作方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运行方式是以传者为中心，即从宣传者的需要出发来选择新闻、安排版面（节目）。其背景就因为当时的大众传媒基本以依靠公费（政府财政拨款）办报（台），依靠公费订报，无须操心生存问题，只需按要求做好宣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大众传播走向市场，必须争取到足够的受众才能生存下去。为争取受众从而为争取广告，新闻媒介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争取受众，新闻媒介就必须满足受众的需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国的新闻媒介当然不可能一切从受众需要出发，但目前中国新闻媒介已经从以传者为中心逐步向受者为中心过渡已是不争的现实。
3．经济发展推动了大众传媒快速扩张
20多年间，中国大众传媒增长速度惊人。报纸：从1978年的186种发展到2010年1937种左右，电台、电视台从1978年的100多座增长到2010年的2000多座。这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当然也表明中国大众传媒数量增长过快，存在“散、乱”的状况，但中国大众传媒在规模上的快速扩张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大众传媒的快速扩张是依靠经济增长来支撑的。
这种支撑作用最直接表现两方面。
第一，为大众传媒提供大量的广告，使得大众传媒得以维持日常运转和不断发展。
第二，为大众传媒提供大量消费者。经济发展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为媒介消费提供了广阔空间。报纸的自费订阅率大幅提高，报纸发行量的增长主要依靠居民的自费订阅。
4．经济发展为大众传媒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力量
这包括：通讯的发达为媒介提供快速传送信息的便利；交通的四面八达极大地方便了记者采访新闻和报刊的发送；科技发明以及制造业发达为大众传媒提供了最先进的采访、编辑、传送设备，尤其是卫星通讯的发展可以使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联成网络，使得全国各地的观众可以接收几十个频道的电视节目。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大众传媒是依赖城镇而生，依赖城镇而长，尤其是报纸，必须依托城镇的读者群。短短30多年的时间，中国县级以上的城市从100多座增加到目前的800多座，城市人口达到超过6亿。这为中国大众传媒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大众传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用传播的术语讲，大众传媒具有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等重要功能，而这几项功能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由于生产和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地位，任何个人、组织与社会必须不断地获得可能对其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任何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相应的筹划与行为。因此，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首先表现为收集与发布经济信息，引导生产和消费。从威尼斯手抄小报刊载商品行情开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已经成为现代大众传播最为重要的日常实践之一。报纸有经济版，电台有经济台，电视台有专门的财经节目，出版社与杂志社印刷发行大量的经济类书籍与杂志，经济信息成为了现代大众传媒的宠儿。
大众传媒对经济信息的收集与发布，主要以刊载经济新闻的形式实现。由于经济信息既可以涉及宏观的关于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形势，又可以涉及微观的关于某种产品、市场或者企业的具体情形，因此经济新闻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形式。从内容上，经济新闻可以细分为工业新闻、农业新闻、科技新闻、金融新闻和贸易新闻等；从体裁上，经济新闻又可以划分为动态新闻、新闻评述等。由于经济新闻的特质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因而现代经济新闻总的趋势表现为解释与分析性加强。
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解释性报道作为一种文体的出现，就是针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并超出一般人的理解的艰深性。解释性报道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公众普遍认为，日常的新闻报道既未能预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未能使其对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做好准备【14】。针对这种批评，美国新闻从业者抛弃了以往为达到“客观性”而在报道中严格分割“叙述者”和“评论者”的角色的做法，在报道复杂的社会与经济事务时开始注重提供背景和解说成果，以便更好地为人们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一批影响很大的专业性财经报纸与杂志，如美国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幸福》（Fortune）和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经济学人》（Economist）、《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n Economic Review）等，这些媒体对于国内、国际经济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历来为世界各国人士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全国或地方性财经类媒体，如一批证券和计算机类报纸和杂志崛起，对于宣传和解释国家的经济方针和政策、提供相关信息与知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同时表现为监督市场秩序、反映社会舆论、纠正经济生活中的不公正现象和其他偏差。
市场经济虽然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但正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布坎南认为的，“在任何交易过程中，参加者有一种作伪、欺诈、骗取和违约动机”【15】，尤其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的游戏规则往往不够健全，上述动机很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在经济生活中侵害其他经济主体的正当利益。大众传媒在这种时刻应该担负起公众赋予的责任，行使监督职能，这是大众传媒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另一种形式。
在很多国家的大众传播发展史上，大众传媒的这种作用都得到体现。
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的经济权力逐渐高度集中化。当社会财富日益掌握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这样的财团手中时，“三分之二的男性成年工人每年工资不到600美元——社会学家根据当时生活水准制定的维持像样的生活所必需的最低工资数”【16】。一批记者和作家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撰写了大量揭露像美孚石油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等大企业托拉斯通过不正当竞争或欺骗手段聚敛财富的真相，这些“揭丑者”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先锋。
从1950年至1970年，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严重遭到破坏，但企业资本家与政府联手掩盖事实真相，直到“熊本县水俣病”等四大公害事件被《北日本新闻》等披露，“公害报道”对于企业与政府形成强大压力，才最终使受害群众得到赔偿，日本政府成立了环境厅，制定并通过了“公害罪法”【17】。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的大众媒介同样以稳妥、积极的方式推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例如，1997年至1998年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介对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报道就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还表现为：刊登商业广告、激活或满足消费需求。
刊载或播出商业广告是目前大众传媒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广告仅仅维持了大众传媒的经济运营。事实上，商业广告对于现代社会经济的运作有着非常积极而重大的意义。
市场经济制度一般包括以下目标：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和较低的生产成本；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生产成果的公平分配；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活动与闲暇的均衡。而现代商业广告对于实现市场经济制度的各种目标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商业广告可以增加商品销售量，促进集约化生产，最终使得生产成本降低而消费者得益；商业广告可以刺激各类商品增加，质量改善，从而创造更多投资和就业机会；商业广告还可以鼓励社会成员为获得更多商品和服务而努力工作。
进入20世纪后，依托电子媒介和高新技术，广告业的发展更为迅速，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亦不断上升。
最后，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信息产业，其本身就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本国创造大量利税，提供大批的就业机会。在美国，大众传媒在国民经济中位列第十大产业；在中国，大众传媒在国民经济中列第十五位。
在现代信息经济的浪潮中，在电子媒介产业崛起的新技术背景下，随着媒介产业所有权的不断集中，现代媒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转化，大量媒介产品的成功开发带动了消费市场，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