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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册上。关于封建地主的子孙的世袭权有严密的规定。封地绝不能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儿子只能要求授与一小块土地，直到他凭自己的武功表现取得更多的土地。首次封地的大小据说决定于领主的父亲是战死在疆场上还是死在病床上。未成年幼子也可以分配到一块蒂马尔。但是如果他们过了十九岁尚未服兵役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这块封地。
但是素莱曼的法典并未消除一切滥用职权的行爲。很多封地占有者没有将由他们的贝勒贝提出的申请书呈交帝国政府批准，目的是爲了避免出壮丁，因爲帝国政府官员常常随心所欲地任意增加名额。一个死去的西巴希的田産常常分成数块，以便分给几个儿子每人一块蒂马尔，这样一来这些蒂马尔的领主只需要轮流出丁服役就行了。最后在亚洲的封地中甚至妇女有世袭继承权。但是大封建地主也越来越多地企图不履行军事义务。苏丹艾哈迈德一世的财政监督埃尼·阿里在苏丹的法典中抱怨说，在收获时争夺土地收入的十个蒂马尔领主中，到服兵役时就没有一个人出头露面了。但是埃尼和首相纳苏帕夏要想至少重新编制征集名册的努力都未成功。无论如何，纳苏在1614年的暴卒一部分是由于他努力进行这些改革的结果。
因此，雇佣军逐渐地代替封建军而成爲军队的陔心。在这些雇佣军中，帝国政府的骑兵是最老的兵团。在1555至1562年间曾代表哈布斯堡皇帝菲迪南德出任驻苏丹素莱曼二世朝廷大使的法国外交家吉兰·德布斯贝克在他的一些着作中记录下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出色的观察。他称赞他们骑兵的骏美的马匹和他们的由于装饰着金银珠宝而闪闪发光的鞍辔。士兵们穿着大红、青黄或深蓝色的锦缎或丝绸的衣服。他们的武器是弓和箭、一个小盾、一支轻矛、一柄常常装饰着珠宝的短剑和放在鞍头的一个铁锤矛。直到1548年波斯战争时才开始采用手持的火器，但是这个最初的尝试完全失败了，虽然这时大炮已经非常普通。最初由于欧洲的战争才使奥斯曼人不得不采用新武器。虽然如此，直到十六世纪末叶时，西巴希主要仍然依赖弓和箭。
奥尔汗亲自建立的四营的领饷骑兵的人数后来大大增加，特别是在赛里木和素莱曼进行大战役的期间。1534午时，人数增加封一万一千五百人。头三个师是从在战争中被俘虏送到皇宫中抚养成人的基督教少年之中征集的。而第四个师——不十分受到重视的外籍军团——是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年基督教徒中招募来的。在波斯战争期间，这支军队显着的腐朽了。在敌军逼近时，波斯沙往往把边境各省加以破坏，并把居民撤退到内地去，使进攻者在军队和马匹的粮秣供应方面感到很大困难。因此早在1586年就发生了西巴希兵变，这次兵变只是在苏丹答应了亲自率领他们进入波斯的要求之后才得平息。随后，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帝国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付不出薪饷，西巴希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中宣布说他们的薪饷已经不足以支付战争中的花费了。经过一个时期之后，这个兵团规定的兵额和实际人数之间的差额逐渐变得越来越大了。
古代亚洲游牧生活的风气，由于文明进步和军队纪律，在封建军队和西巴希中大大削弱。但是这种风气在军队中不领薪饷的骑兵先锋队“阿金基”之中仍然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这支部队的酬劳完全是免纳赋税，和从事抢劫。它主要是由租种封地的佃农组成，他们从事抢劫以补偿封建地主的压迫所带给他们的困苦。 1477至1478年间， 这些匪徒把破坏的恐怖带到了威尼斯大陆上繁荣的平原地区和斯蒂里亚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高地。约有一个世纪之久，他们蹂躏着匈牙利，并且把几十万人虏去作奴隶。
来自纳贡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辅助部队、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和库尔德人也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克里米亚的可汗也预备好了五万人准备一有机会就进攻波兰的侧翼。格鲁吉亚人和库尔德人对波斯人也有同样情况。但是军队的核心仍然是由新军组成的。挑选出来补充新军的基督教少年在亚德里安诺堡、伊斯坦布尔的新旧皇宫和培拉的四个侍从少年院中抚养成人。学员分成五班。他们的训练虽然很严格，但完全合乎人道，因爲把他们教养长大不是爲了要变成跛子或懦夫，而是要成爲男子汉。在最高班即苏丹私人侍从班中，从来不超过二十五至三十个青年。这是训练国家和宫廷最高级官员的初级学校，大多数的首相都是这个学校训练出来的。虽然在穆拉德二世时期（1421至1451年）就挑选基督教少年送到侍从院训练，但是直到赛里木一世时这件事才坚定不移地组织起来。每隔五年——后来更爲经常，最后每年——把在欧洲各个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希腊征募的少年集合起来，后来也在匈牙利进行征募。只有少数几个享受条约特权的地区如伊斯坦布尔、卡拉塔和罗德岛免于这种负担。开始时每五个少年中才选一个，后来凡十岁至十五岁身体健壮的少年都被征集。在这件事情上弊端百出。官员们允许有钱的父母购买他们的子弟们的自由。他们也并没有把所有征募的少年送往少年侍从院，反而把很多少年卖给奴隶贩子以饱私囊。但是新军未来远大的前程大大减弱了挑选少年这件事的残酷性。事实上它甚至引起了土耳其人的羡慕，他们不时地设法把自己的儿子偷偷混入基督教少年中。直到十七世纪末叶征集少年的事才逐渐废止。
最初参加新军的年龄限制爲二十五岁，直到几次波斯战争破坏了军队的编制之后，这个年龄限制才降低了。这支精锐部队的人数从来未曾超过一万五千人。新军初期发生的难于驾驭的情况也使它的人数不可能再增加。他们不仅在新苏丹即位时坚持要求越来越贵重的礼物，而且举例来说，他们在波斯战争中强迫赛里木一世把首相、军法官和他们自己的领袖的头献给他们。一度甚至试图用分散的办法，将他们暂时派驻边疆驻防地，使他们无法爲害。例如1581年新军中只有四千人驻在伊斯坦布尔。十六世纪末叶肘准许新军结婚，这意味着新军沿着衰败的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结果新军的成员不久就简直成爲世袭职，不管他们的军事才能如何。随后穆拉德三世时的不顺利的波斯战争使得这个兵团漫无限制地加以补充，到1660年它甚至扩充到五万四千二百二十二人。此外在兵员名册上还有约同样数目的人，他们不领薪饷，能够不纳捐税就满足了。他们也不服兵役，但是随时准备在兵变时支援新军。经过一个时期之后，由于薪饷越来越降低，新军不得不借某种手艺来谋生，而他们的长官则通过给外国大使服务来改善他们的境况。
虽然步兵和骑兵是逐渐地才使用火器的，奥斯曼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炮兵。穆罕默德二世曾经亲自设法从德国和匈牙利请来大炮铸工和教练来建立一支炮兵部队。甚至在巴叶济德二世时期就有了“陶普吉”（炮兵）兵团了，在赛里木一世时这个兵团的人数增加到了一千人。后来素莱曼主要从事于训1练一支野战轻炮兵和必要的辎重队。
从一开始，必须随同军队前进的巨大辎重队就成爲奥斯曼军队的重大负担。因爲在匈牙利和波斯进军时，军队所经之地都是事先资源耗尽或有目的有计划加以破坏的地区。例如1529年围攻维也纳的军队用了不下两万二千只骆驼来运输面粉。此外还有同样数目的骡子。照管这些运输队的责任落在了大部分由保加利亚农民组成的辎重兵团（伏伊纳克）的身上，他们通常不领薪饷只享受豁免赋税和其他一些权利。在进军中，轻炮兵队和制造武器的“杰比吉”组成先锋部队，新军和他们一起前进，后面跟着新军的指挥官（阿格哈）和两个军法官以及会计官。随后苏丹本人在他的禁卫军和侍从少年簇拥中前进。在苏丹的后面是战旗即帝国军旗 （从赛里木一世时期起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之旗）和各师的六面军旗，以及西巴希雇佣兵的六面小旗子。在中央部队最后的是首相和其他大臣以及无数随从人员。再后是率领大队封建骑兵的鲁美利亚贝勒贝和安那托里亚贝勒贝。在欧洲作战时，鲁美利亚贝勒贝在先，在亚洲作战时，安那托里亚贝勒贝在先。最后压队的是行李和给养大队。
在战斗开始时，两个贝勒贝前进到第一线，其中左翼被认爲是上位。两翼各由一师炮兵和一师阿金基加以后援。随后是西巴希新军在中间靠后的地位。在他们后面是苏丹和战旗以及高官显贵们。
所有的欧洲记载都连篇累牍地对奥斯曼军队的纪律加以称赞。他们军队中不准喝酒、赌博或嫖妓，而这些是当时欧洲军队中从来不缺少的。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仍被认爲是一种宗教责任，在奥斯曼军队的极盛时期，这种宗教责任感在保证战胜基督教徒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奥斯曼人的全部历史使他们必须在陆地上作战。他们从事海战只是迫于形势，并非出于本领。威尼斯人于1416年5月29日在加利波利取得的胜利使奥斯曼人从根本上认识到建立一支海军的必要性。但是穆罕默德二世是使奥斯曼在海上也享有应得的声誉的第一个人。1456年春天，一百八十只帆船从加利波利出发蹂躏爱琴海沿岸各地。赛里木一世大力继续进行准备，素菜曼则将船只的数目增加到三百艘。在素莱曼统治时期，上文提到的海盗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把奥斯曼的威名远远传播到西班牙沿海地区。但是奥斯曼舰队实际上缺乏骨干，它的拉丁敌手在海上十分强大，主要是靠一支强大的商船队作爲骨干。当然，和这件事对照起来，奥斯曼人在资源方面则处于优势，因爲沿着黑海沿岸的森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木材仓库，尽管当时受到了滥事砍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