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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 20 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安葬高级干部的八宝山。
追悼会过后，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三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
相信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声称李鹏对此并不知情。＇20…12＇当时李鹏不同意接见任何非
官方的学生团体，因为他担心这会使这些团体获得他所不愿给予的合法性。李鹏还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所支持并具有更
强控制力的官方学生组织。
李鹏和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
学生悼念胡耀邦时，邓小平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论邓小平在胡耀邦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他，胡
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为改革开放作过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活动只会激怒他们，就像 1976 年 4
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一样。但是，悼念活动一结束，邓小平已经打算向学生发出警告。恰在这时，
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李鹏临时取代赵紫阳，接过了处理示威活动的工作。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北韩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 4 月 23 日开始。据赵紫阳说，他动身之前去见邓
小平时，邓小平告诉他仍然应当去北韩访问，并且他回国后将被提拔为中央军委主席，这说明当时邓小平仍把赵紫阳视
为他的接班人。因此赵紫阳按照行程于 4 月 23 日准时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20…13＇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
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
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 21 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们决定不能像 1986 年的
学生那样轻易结束示威，现在这个学生团体要更加顽强。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布将在 5 月 4 日以后复课，现在他们推
翻了这一决定，宣布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20…14＇
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谘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
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
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
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20…15＇邓小平同意要
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控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
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产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
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4 月 25 日上午 10 点邓小平在家里与李鹏和杨尚昆会面，听他们汇报情况。李鹏在日记中说：邓小平在 4 月 23
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20…16＇ 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
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
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20…17＇
邓小平对社论的内容亲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决策时一样，他认真准备了自己的意见。胡启立受命负责
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于当晚在电台播出，第二天即 4 月 26 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20…18＇社论赞扬
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按照社论的说法，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从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手中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引发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
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
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20…19＇
李鹏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论能够吓住学生使其屈服，毕竟，社论发出的严厉谴责等于政府公开威胁要逮捕很多学生
领袖。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了更多的学生加入他
们的行列。李鹏在日记中说，「四二六社论」取得了成功，然而来自广场的报告认为它不过是激怒了学生。比李鹏更了
解学生情绪的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觉得，社论毁掉了本来可以和平化解学生不满的对话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这篇社论的
语气太强硬了。＇20…20＇
84 岁高龄的邓小平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交谈，不再能敏锐地感受民众的情绪。有些干部相信，
倘若周恩来还活着，他会与学生取得谅解。但是在 1989 年 4 月，没有哪个领导人既拥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威，又具备
在革命老干部和青年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赵紫阳，尽管他后来主张与学生对话，撤销「四二六社论」，
但当时他也是态度疏离，并没有被学生视为同情他们的盟友。学生指责他的儿子搞腐败，批评他打高尔夫球。
战线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出现拉开。示威领袖把邓小平和李鹏视为他们的敌人。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轻易便
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因为警察被通知反应要有节制，以免造成流血。＇20…21＇但是，领导层也不愿有丝毫动摇。邓小平不
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虽然李鹏等官员放弃了最初不愿与学生对话的态度，但他们在
会见学生时仍坚守防线，未能缓解局势。例如，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 4 月 29 日下午会见 45 名
学生时，袁木拒绝承认腐败是一个严重问题，并且否认存在新闻审查制度。学生们离开时比此前更加愤怒。＇20…22＇
学生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同情，以至于李鹏很难在下级官员中为镇压行动获得支持。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
启立对他的同事解释说，很多报社的记者对于他们报道广场真实事态发展的文章不能发表感到不满。被告知要平息示威
的高校干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传达给学生，但很多人内心并不赞同。＇20…23＇李鹏甚至无法指望官方媒体支持他。有时
候报纸的准时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响。在国家电视台上，报道广场情况的节目会突然中断，一度出现黑屏，画外音也完
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员说：「今天没有新闻。」＇20…24＇ 6 月 4 日以后中宣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被免职，因为
他们被认为在示威期间过于同情学生。
李鹏和赵紫阳的分裂：4 月 29 日…5 月 12 日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示威给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高层领导出现了两极分化。害怕混乱的一方认为必须进一
步加强控制，另一方则相信应该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李鹏是前一派的象征和中心人物，赵紫阳则代表后者。
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 1988 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
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
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承担全部责任。＇20…25＇相反，赵紫阳则说，局势是在他出访北韩以及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示威可能带
来的威胁之后恶化的。＇20…26＇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从北韩回国后即主张撤销「四二六社论」
的赵紫阳，则获得了知识分子、改革派、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支持。
李鹏和赵紫阳都设法避免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李鹏 4 月 23 日为赵紫阳出访送行，又照例于 4 月 30 日迎接赵
紫阳回国。然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以及各自营垒的影响力，却远远强过他们合作的愿望。自 1988 年夏天
以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因为经济问题的累积和赵紫阳要对中国的高通胀负责而不断加剧。当时赵紫阳名义上仍是财经
领导小组组长，但对政府经济班子的控制权已经从赵紫阳转移给了李鹏。责任重叠之处，便成了作为改革派的赵紫阳与
李鹏这个谨慎的计划派之间的战场。
李鹏是个稳重的干部，学水利工程出身，有尽责有效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是周恩来、邓
颖超夫妇的众多养子之一，这使他有着特殊身分。事实上，他想必具有很高的才能，才得以通过严格的筛选去苏联学习
先进科学知识，但他在领导人中间并不以才华着称。他表达个人见解时总是态度谦逊，对党十分忠诚，工作勤恳而投入
——无论老干部们的指示多么不受欢迎，他总是乐于依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他的固执而又谨慎的性格，与热情且富有同
情心的胡耀邦、或者超然而具有绅士风度和分析才能的赵紫阳形成了鲜明对比。李鹏难以掩饰他对示威者的轻蔑，因此
他与他们见面只能激化而不是平息他们的怒气。
当 4 月 25 日邓小平向李鹏说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时，邓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