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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讲话 30 年后，他所实行的体制仍在强而有力地运行着。
政策变化也伴随着人事变动。在 1980 年初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建立了他的领导班子，由胡耀邦和赵紫
阳领导国家，万里担任了副总理、农委主任和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得到邓小平的同意
后，将农户经营的样板推广到了全国。反对包产到户的领导人华国锋、陈永贵和王任重，在 1980 年 8 月分别被正式免
去总理和副总理的职务，宣传部门也开始批评大寨样板是极左表现。
1980 年夏天万里开始准备支持新政策的正式文件并于同年 9 月下发。在讨论农业问题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万里
找来在农业方面极有威望的专家杜润生，杜是国家农委副主任，兼任农业政策发展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在发言中分析了
安徽的成果，然后各省的省委书记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黑龙江，那里有适合种植旱地作物和采用
机械作业的大片农田，分田到户并不容易。那里的一些地方选择了不实行包产到户。
对于农户经营应当采取的形式也有不同意见。最终选择的「包产到户」方式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地方干部
为每户规定一定的生产指标。在和农户签订的合同中，由村干部具体规定农户要种植的作物种类和向政府上缴的定额。
合同中规定，地方干部同意为农户提供土地和农机，收获之后农户上缴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作物作为回报。如果农户
不再有下地干活的足够劳力，村干部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词是由杜润生提出的，跟
其他提法相比，它可让保守派放心，集体仍是承担责任的一级地方单位。＇15…65＇从北京当局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保证了
国家对粮食、棉花和其他作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农户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种地，只要按合同交够了数量，剩余产品便
可以自用或拿到集市上出售。
根据省委书记会议的文件和讨论，万里和手下的人起草了第 75 号文件，于 1980 年 9 月 27 日公布。＇15…66＇文件
的起草十分认真，它允许农村集体将生产责任分散到户，尤其是那些需要防止饥荒发生的特别贫困的地区。到 1981 年
10 月，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选择了某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到 1982 年结束时，98％的农户都与生产队签订了某种
形式的承包合同。＇15…67＇
为动员农民参加大型公共项目和集体农业大生产而在 1958 年成立的公社，于 1983 年 10 月根据中央 35 号文
件被正式解散。作为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中最高一级的公社当初把经济和政治功能集于一身。它被
解散后，其政治功能转移到乡镇政府或大的行政村，公社的工厂和其他经济单位则变成了独立的「集体」企业。
化肥产量从 1978 年到 1982 年也翻了一番，1979 年粮食收购价提高了 20％，这都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和农
民收入，尽管不像承包到户的作用那样大。＇15…68＇ 农民收入在 1978 年到 1982 年大约翻了一番。＇15…69＇
一些观察家认为包产到户的想法是农民自己的发明，但事实上很多干部都知道这种想法，有些干部甚至从实行集
体化以来就一直在考虑它。更确切地说，如果让农民在家庭生产和集体农业之间选择，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家庭生产。
怀疑家庭生产的干部也逐渐改变了立场。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对宪法作了修改，确保农户享有无限期的承包权。＇15…70＇
取消集体制度实行农户经营之后，要用几年时间对供需作出调整，稳定全国有效的农作物生产销售体系。在几年
时间里，农业专家每年都要起草处理这些问题的文件，如农业组织、农机、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等等。这些文件每年 1 月
初作为中央政府 1 号文件公布。在 1982 年的 1 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和类似做法都被认为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
意识形态之争也随之结束。
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到 1984 年时粮食产量就超过了四亿吨，而 1977 年时还只有三亿吨。
1981 年以后，粮食供应的增长导致政府鼓励农户改种蔬菜水果和经济作物。据官方估计，1977 年到 1984 年的人均
粮食消费从 195 公斤增加到了 250 公斤，猪肉、牛肉和禽蛋的消费增长得更快。＇15…71＇
政府对 1984 年的大丰收完全没有准备，结果是没有足够的仓库收储粮食，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收购打
下的全部粮食，只好给农民打白条。在此之前，政府由于担心城里人的不满，没有把从 1978 年开始多支付农民的价格
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这种补贴给政府预算造成了紧张。从 1984 年开始，政府才将这种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1985
年 1 月 1 日政府宣布，不再义务收购农民打下的粮食。种地的农民在 1985 年因担心卖粮拿不到全款而减少了粮食种植
面积，使这一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 2；800 万吨，降幅为 7％，但比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 1980 年仍高出 6；000 万吨。
1985 年以后经过几年的调整，粮食生产又恢复到 1984 年的水平，使农业产量保持了稳定，而 1989 年的产量再次超
过 1984 年的峰值，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5…72＇这时粮食产量已很充足，于是政府取消了粮食配给制，消费者
已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任何粮食。
包产到户并不是包治农村百病的灵丹妙药。有些地方，尤其是有大片旱地、不种稻米只种小麦和高粱等作物的东
北地区，那里的农民使用拖拉机耕种大片田地，这是单个农户无法做到的。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选择了保留集体农业。
在集体制度下，经营得很好的生产队能够为没有家人照看的老弱病残提供一定照顾。但是由于公社的消失，为基层社区
提供福利变得很困难。25 年的集体化农业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走极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农村集体化也比较容易
扩大灌溉体系，发展扎根于集体所有制的强大的地方党组织枣在包产到户之后，这种组织并未完全消失。＇15…73＇
除了结束粮食短缺、提高农民收入之外，包产到户也导致了经济作物的增加，如棉花、亚麻和烟草。1981 年时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的棉花进口国，四年后它开始出口棉花。农户愿意卖力干活以完成他们答应的粮食生产指标，这使年
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农民也进城叫卖农副产品，从而改善了城市消费者的食品数量和质量。即使反对取消集体化
农业的干部也发现，他们的妻子儿女很高兴能有更多选择，市场上有了质量更好的蔬菜、水果、鸡肉和猪肉。在 1980
年代，随着冷冻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蔬菜、肉类和水果的品种继续迅速增加。千百万农民脱离了贫困线。增长的收入又
为正在扩张的轻工业提供了销路。不过，除了城郊地区，大多数农民一般说来仍比城市居民穷很多，卫生保健和教育水
平都相对落后。
1981 年完成了包产到户的转变之后，邓小平继续关心着每年农村政策的调整，但他投入的精力和参与程度，已
不像 1978 年到 1981 年他亲自过问的「去集体化」过程那样多。邓小平让万里告诉农村的地方干部，他们要允许农民
想办法解决饥荒问题，然后他又让人宣传取得的成果，由此达到了他要缓解中国粮食短缺的目标。邓小平对家庭农业并
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他允许这样做，是因为它能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户生计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将
农业「去集体化」。邓完成了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既没有在党内引起破坏性的分裂，也没有使自己变成保守派干部攻
击的靶子。群众对农村改革的成果普遍充满热情，无论是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收入的农民，还是享受着更多类食品供应
的城市消费者。这大大加强了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
乡镇企业
邓小平在 1987 年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
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5…74＇邓小平并没有启动乡镇企业的试验，
但这符合他的治国理念：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事，就给予支持。它也与赵紫阳的研究班子的建议相吻合：继续实行计划经
济体制，但只要市场不干扰计划，就让市场发展。
1982 年撤销公社后，公社的小工厂和商店自动变成了由刚成立的乡镇政府领导的企业。公社的小工厂依靠人力
和原始机械，除了拖拉机和水泵之外，这些机械几乎都是在当地制造。由于交通体系很落后，公社企业要自己修理拖拉
机，维修用于灌溉农田的水泵。有些公社的工人编织藤条篮子，还有一些小铸造厂和机床被用于制造犁锄等简单农具，
供水牛、小型拖拉机或青壮年使用。很多乡镇有简陋的食品加工厂，用来打稻米、生产酱油、烘乾瓜果或腌制蔬菜。一
些公社有简陋的砖窰，烧制低品质的砖块，也有混凝土厂，用沙石制成供当地使用的水泥预制件。一些村子有生产或缝
补衣服的缝纫机。丘陵和山区地带的乡镇采集中药材制成简单的中药，很多乡镇挖坑沤制有机肥，有的地方还有简陋的
小化肥厂。＇15…75＇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
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
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