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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1月8日、3月13日。
蒋氏对国民党中常会坦承，他必须对“在如此短时间内丢失国土，负起责任”；他又说，但是“本党的社会基础和声望急速下降，必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他后来又把最后溃败归咎到自己被迫下野，以及继任者李宗仁的错误。他说：“20年余之奋斗所得之基业完全被其颠覆殆尽。”他坚称自己在“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失败，是因为他把党务交付给“别人”，显然是指陈果夫、立夫两兄弟①。他又点名责备大舅子宋子文，“管理经济不当，使国家陷入混乱。”后来，他对宋子文一位年轻子侄说：“每次我和子文做事，总是变成倒楣生意。”他责怪自己识人不明，“不晓得如何分辨有能力、没能力的人”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 13； 14； 16； and March 24； 1950； box 48； folder 3； 4。
② 2005年2月21日，宋仲虎给档案馆馆长丹尼逊（Dr。 Elena Danielson）的备忘录，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由宋先生提供给我。
蒋氏也清楚表明，结束训政的时机太早也不对，同样是造成失败的部分原因。他指出，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选举、1948年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选举，造成党内资深党员“内斗和自肥”。蒋认为因选举而出现的内斗和腐败，是他的“奇耻大辱”。这只是许多年来蒋所提及的个人耻辱之一，但是针对选举不良效应的细述，证明现在的他强烈觉得走向民主的尝试已成了一场大灾难。（然而，紧缩的民主经验短暂松绑，除了抑制蒋氏铲除异己、匪谍的行动一阵子，很难说还有什么其他贡献。）他也责备派系主义作祟、对“革命领袖”欠缺忠诚。他认为国民党需要新血和青年党员。基于这个诉求，他辞退许多文职官员、命令数百名无能的将领退役，并把这些将领的直属高级干部打散，分配到其他单位去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6 and February 2； 3； and 20； 1950； box 48； folder 2； 3； Peter Wang； 〃A Bastion Created； a Regime Reformed； and Economy Re…Engineered； 1949…1970；〃 in 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9）； p。323。
蒋经国现在实质上接管内部安全事务。他的最高优先是肃清潜伏军中的匪谍，而不是对付台籍异议分子。1950年上半年破获300件匪谍案，涉案人数超过3000人。国民党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机关全盘掌握党、政、军中每个文武秘密特务的名字。秘密警察采用共产党模式，在每个政府机关、主要民间企业以及所有军事总部，吸收秘密特务①。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李宗仁）； Memoirs； p。493。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接收访问，他说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查出2700多名共产党特务。
据蒋经国副手王昇的说法，这段期间被秘密警察逮捕的人当中，有15％遭到枪决①。在某一回合逮捕和处决行动之后一个月内，据说就有400名地下共谍自首投案。没有自首、日后被发觉是匪谍的人当中，有若干位将领（其中有些夫妻均涉案），包括一位副参谋长、一位师长、一位空军将官。事后蒋经国宣称，在那年年底“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潜伏分子都已肃清”②。
①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受访。
② Allen Whiting； 〃Mystery Man of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55； p。117。
12月，陈诚仍忙着从大陆撤退人员、物资来台事宜；吴国振——另一位宋美龄亲信、也是美国人喜欢的官员——奉派出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在大陆担任过若干重要职位，包括代理外交部长。任职不久后，吴即开始向美国外交官抱怨这些逮捕和枪决，认为绝大多数是滥权。孙立人将军也向美国友人表示，涌来台湾的情报人员数以千计，他们总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孙立人、吴国桢及其他人的这一类评论，可能遭到蒋经国人马的秘密监听，因为两蒋父子此时针对孙立人身边的军官发动恐吓行动，其中有些人从1937年上海保卫战就开始追随孙。经国手下逮捕孙立人两名部属，两人凑巧都是“美女”，一位是孙立人的英文秘书，另一位是妇女大队大队长。两人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就匪谍而言，这样的刑期并不长①。
① 2003年10月20日，朱浤源在台北受访。另参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九，1950年5月12日，p。4249。
但是，党内异议声音现在却相当明显。1950年1月12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召开的一项特别会议上，陈诚出人意料、公开批评领袖。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陈诚“面腔怨厌之心理爆发无疑”，并且说“余之所为与言行皆为迂谈”。据蒋介石的说法，陈诚甚至指控老蒋“干涉其事，使诸事拖延”。陈诚认为“台湾台乱皆由此而起”。蒋氏说，此话一出“闻者皆相惊愕”。但是，他只是“婉言”劝戒这位长期爱将注意礼貌。蒋氏写下，陈诚“心理全系病态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2； 1950； box 48； folder 2。
追随蒋氏到台湾、“最忠心的”部属也浮现对蒋的疑虑。同一天蒋氏获悉手下多数高阶将领反对他聘用日本教官和顾问的主意（其中包括最后一任日本驻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①。然而，这股不满情绪的主因很可能是，美国拒绝提供军援，而这些人认为倘若蒋氏下台，美国或许会重新考虑。
① 同上注，p。4124； Roy； Taiwan； p。11。
1949年初，马歇尔因病请辞国务卿，杜鲁门任命副国务卿艾奇逊接任。艾奇逊对许多事情的想法（包括对华事务），都和马歇尔相同。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华府的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毫不意外地再度把“丢失”中国的责任推到老蒋身上。让蒋氏更不痛快的是，在读艾奇逊的评论时，读到他对美国在太平洋根本防御线的定义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南韩和台湾明明都突出在防御线之外，却都没被特别提及——即使两者都受到苏联支持的军事势力之威胁。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艾奇逊的演说令他感觉受辱、挫折和警惕，而且其程度是自1928年中日济南事变以来前所未见。即使一年前从大陆撤守，他仍相信只要坚持到底，世界局势总有转向国民政府的一天。现在艾奇逊和杜鲁门的声明使他重回1937年只身面对强敌的心境，而且这次已没有退守长江或海峡对岸的退路。蒋曾一度因而心绪紊乱，他似乎即将面临为国殉难或含羞流亡国外的个人抉择。放不下美国施援的希望，于是他怪罪伦敦犹胜于华府，认为英国的恶例导致艾奇逊听任毛夺取中国最后的反共堡垒。蒋介石认为艾奇逊的面容、态度与英国人无殊。
宋美龄在次日晚间飞回台北，蒋氏亲往机场接她。她去国已经13个月——这是她第三次与蒋介石分别逾一年。跟前几次美国行不同，这一次她显然并没有情绪沮丧；岁月无疑冲淡了痛楚。根据亲友和幕僚的说法，她和蒋先生的感情立刻恢复。对来自溪口的“介兄”而言，无论局势多么艰苦，他和宋美龄的往日情怀一直是很大的鼓励。
夫妻俩回士林官邸路上，宋美龄必定向蒋简报了华府各界环绕着中国问题的政治动态。共和党人以诺兰和布里吉斯两位参议员为首，全力粹击杜鲁门1月5日所说美国不会军援台湾的声明。麦卡锡参议员也开始攻击谢伟思及其他外交官员亲共、卖国等等①。但是最令他振奋的是纽泽西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的努力，他坚决主张美国应介入防卫台湾和蒋介石。史密斯到亚洲访问时曾与蒋晤谈，回国后他便公开建议美军应无限期占领台湾。
①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532。
尽管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介石还是深感困扰、沮丧。他开始草拟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存亡与东方民族之自由独立之成败问题》（The Survival of China and the Destiny of Asia）。他表示如果台湾被征服，他“必以身殉国，则不必另有遗嘱矣”。他把一股怒气发洩到可恶的英国人身上，认为他们的目标就是“柅杀亚洲人之精神与灵魂”。他写说，马歇尔从不错过羞辱亚洲人的机会，但是马歇尔或甚至俄国人的行为，都没有英国人那么恶劣。他说，艾奇逊的祖先肯定是100％的英国人，因此他预备出卖美国的利益。和过去陷入危机时一样，蒋又把自己看作烈士，随时准备慷慨就义：“余将为解放中国和亚洲人赴死。”但是不久后他就平静下来了，约伯的信仰又重新燃起；他表示为了复活，“我必须亲吻死亡之唇”。在公开场合，他不只大谈不顾拂逆、胜利保卫台湾，甚至还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这口号还会喊上20年之久）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5； 16； and 18； 1950； box 48； folder 2。
艾奇逊谈话的同一天，陈诚、吴国桢在与蒋先生会面时，力主让更多台湾人出任公职，甚至换下吴，让台湾人担任省主席也不妨。蒋认为陈诚“傲慢”，吴国桢“易怒”①。即使如此，下个月蒋却让陈诚大为意外，告诉陈打算提名他担任行政院长。若是免掉土改有功、又不贪污的陈诚官职，会触怒即使是亲蒋的美国人。何况，陈诚是个诚实、干练的行政官员。因此，蒋氏拔擢他，确立陈是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8； 1950； box 48； folder 2。
同时，在莫斯科方面，艾奇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