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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扑上去的，我大声骂着：“强盗！”扑了上去。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但脑袋没碎。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我跌坐在地上，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看着他们乱抢苹果。我开始用眼睛去寻找那司机，这家伙此时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我便知道现在自己的模样一定比刚才的鼻子更精彩了。
那个时候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些使我愤怒极顶的一切。我最愤怒的是那个司机。
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浩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来到。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它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它的声音，可不一会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时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地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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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染：空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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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人最常光顾的地方是邮局。老人是在两年前的黄昏时分得出这一结论的。无论你相信抑或不相信，他都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两年前有一天沉闷而阴郁的下午。绵绵的雨雾终于在嘶嘶啦啦纠缠了七天七夜之后打住，太阳灼热的光射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从太阳应该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来，横亘在鼠街的中央地带，这时已是迟暮时分。老人正站在街边观望着什么，他发现自己有一半脸颊亮在阳光里，另一半脸颊埋在阴影里，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完全拉进街角的一级高台阶上面的阴影里边去。
这举动与他的心境有关。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两个朋友去车站，一个男一个女，这男人和女人本身并无故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来我家做客之前并不相识。我要说的是在我送别他们的时候，那场景所给予我的对人生的一点小感悟。
那女人外观艳丽且凄凉，黑黑的长发披散着被夜风抚弄得时起时落，飘飘扬扬，像一面柔软的黑色缎旗，眼睛大大地洞张着，里面盛满忧郁，在黑夜中闪闪烁烁，楚楚动人。作为女人，我对拥有这种眼睛和神韵的同类，会从心灵里某个深深的部位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个格调总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投合。她刚刚离了婚，从遥远的北方城市逃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当时，夜色已经很浓稠，车站正好有一盏路灯突兀地亮着，在四际茫茫黑暗中，这灯光给人以突然的暴露感。我们三个人在站牌下站定后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脸躲进身后一条电线杆的瘦长的阴影里。随即，我发现我自己也闪了一下身，躲开那令人暴露的灯光，和她并排而立，脚下踏着那条横卧在鼠街车站的电线杆的影子，我们俩从头到脚被电线杆的影子保护起来。
我们的对面，在光秃秃四处无藏的光亮里，那男人（我当时在自己心里把他塑造得完美无缺，我热恋着我自己想象而成的男人，而这男人其实与他关系不大）乐呵呵迎视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他是从一个边远的南方小城过五关斩六将杀进我生活的这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工作，并且很快又将离开我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学习，因此，他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因离开我而觉失去什么。我的这个对于人生的一点小感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种光芒里——比如目光、阳光、灯光——看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对于光芒的或迎视或背立的选择，决不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空间位置，那绝对与心境有关，似乎是很随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两年来，种种回忆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下面的故事有关。
那一天，在阴雨初晴的黄昏时分，老人被忽然绽开的阳光逼到鼠街东侧的高台阶上边的阴影里边去。高台阶的上边正好陈染空的窗是一家小邮局。七天七夜的绵雨过后，邮局里显得格外繁忙。孤独的老人，忽然发现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块角落与全世界相连，人们在这里与远在太平洋那一边的亲人爱友清晰地说着话，一个女孩在走出电话间时，神采飞扬地说，她刚刚听到了纽约清晨清扫街道的洒水车的声音。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这里还是疲倦的黄昏，而太平洋的那一边已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了，欧，世界有这样大！老人兴味十足地在邮局里观看起来。有人风风火火排队寄发邮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进四平八稳的信箱，还有人四处借着钢笔或圆珠笔，以便填写电报内容。有个面色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年轻女人，握着电话筒，光流泪出不了声。这个女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天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见到了这个年轻女人。
老人连续好多天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四处张望。有一天，他正在被这个繁忙的孤独世界所感动，想着自己的这一生似乎没有收到过什么人的信、并考虑着给什么人写封信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身边掠过： “有病，有病，肯定这人有病。”老人的目光追随着那声音，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墨绿色邮电部门工作服的小伙子发出的，他走到柜台里，和一位穿同样服装的姑娘指指点点。老人凑过去，看到他们正嘲笑地议论一封信的信封。老人戴起老花镜，看到那信封上写：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老人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两天前在老伴儿去世后的她的第一个生辰日。那一天，他熄灭了房间里所有的电灯，燃起三支蜡烛，在昏黄的烛光下，他笨手笨脚包了五十九个一寸大的饺子。老伴儿去世时正好五十九岁。然后，他把这五十九个小饺子抛洒在鼠街西头的一条通往远处的污水河里。河水像一只庞大的铁锅里的沸水，跌宕跳跃，小饺子落到河水里犹若水耗子一般上下窜起，最后被河水跳着舞带走了。可是，忽然，老人望着那远�